公司的力量 4
进步之痛从日后的发展来看，1886年被看作公司史上重要的年份。这一年，配方神秘的可口可乐诞生在亚特兰大，百货王西尔斯公司开始从邮购业务起步，强生和两位兄弟正共同开创全新的经营领域，乔治.伊斯曼研制出了第一架自动照相机，两位德国人则获得了第一辆汽车的专利权。
就在1886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公司被视为宪法下的自然人，受到《权利法案》的全面保护，法官斯蒂芬.菲尔德曾在判决书中这样写道：几乎所有需要动用大量资本的企业都是以公司形式组织起来的，给我们的人民衣食，美化他们的住宅，减轻疾病带来的痛苦，救济贫困者，并使我们在过上富裕生活的同时，还具有高尚情操的，不是其他，正是公司。但是，也就在1886年，美国芝加哥的干草场响起了爆炸声和枪声。5月1
日，几十万美国工人举行罢工，芝加哥的声势更为浩大，目的是争取8小时工作制。这一年，美国的罢工多达1500多次。公司曾经获得了那个时代最大胆的胜利，人们对公司的狂热，曾经就像一次集体朝圣。工业化的快速进程，使得世界在19世纪100年中所发生的改变，远远超过此前的3000年，然而，正因为如此，世界也不得不同时面对与进步伴生的矛盾、冲突甚至灾难。
第四集
进步之痛1885年，世界上第一栋钢构架的大楼落成了，作为城市化的重要象征的摩天大厦由此进入人类历史。芝加哥是当时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也被称为一座真正的城市，时人将它比喻成一个天天打开的工具箱、一个天天报时的大闹钟、一个打卡机、一件工装，使每个走近他的人感到活力、信心和力量。1893芝加哥举办了新大陆发现400周年纪念世博会。世博会上，有一本宣传册专门向世人介绍了芝加哥市郊的普尔曼镇——美国第一座标准化的公司镇。“这里非常美丽，适宜居住，有很多漂亮的花园和福利设施，除了工厂，还建造了娱乐场所，比如运动场、剧院等，这是一个令人愉快、有吸引力的居住场所，当时其他公司也在制造铁路客车，普尔曼要和他们争夺优秀的人才”。创建小镇的乔治.普尔曼是火车卧铺车厢的发明者，他希望用良好的生活环境给自己的公司带来更稳定的劳动力。宣传手册上，那是一个消灭了一切丑陋、纠纷和邪恶，慷慨提供了一切，永远能给人们带来自尊、节俭、清洁、道德的小镇，然而，工人们的感受似乎并非如此美妙。数年间，普尔曼镇上一直冲突不断，并最终爆发了一场暴力行动——1894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芝加哥没有庆祝活动，携带格林式机枪的联邦军队开进城市，十二万五千名铁路工人正在罢工，冲突中13名工人被打死。西北铁路公司的律师克劳伦斯.丹诺亲眼目睹了这幅景象，他震惊不已。人类的鲜血洒在这个全美国最大的屠宰场上，丹诺对此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自由和平等难道只是一个写在纸上的原则。难道公司拥有某种特权？他决定为被捕的工人领袖辩护，为此，丹诺辞去了人人羡慕的铁路公司律师一职。“他的举动在当时非同寻常，离开实力雄厚的公司，加入到工人当中，离开争端的一方加入到另一方，这个想法本身与行动一样具有象征意义”。丹诺的对手就是乔治.普尔曼，大罢工是从普尔曼公司开始的。从一个普通用工变成百万富翁的普尔曼是美国式传奇的一个代表。20岁那年乘坐了条件恶劣的火车卧铺后，他用一晚时间设计出了舒适漂亮的新型卧铺车厢，并说服铁路公司采用了自己的专利，一步步改造了全美国的铁路客运系统。19世纪后期，普尔曼车上的风格成为对美国工业发展成果的总称。“飞机出现之前，人们靠铁路出行，乘坐卧铺车厢是非常奢华的旅行，然而，制造这些车厢的工人们却受到普尔曼的残酷对待，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待遇悲惨，收入微薄”。在经济萧条的1893年，为确保公司盈利，普尔曼把工资降到了贫困线以下，工人们在公司镇的房租却丝毫未减，工人委员会前去交涉，但普尔曼拒绝一切和谈，双方的矛盾最终升级成国庆日的流血对垒。由于丹诺的出色辩护，铁路工会领袖最终被轻判为6个月徒刑。普尔曼并没有出庭，他说，他的职责对公司和股东负责。《芝加哥论坛报》评论说：这不足为怪，身为一家大公司的老板，他只有众多的下属而没有上司，他习惯的是发号施令，而非回答问题。没有上司意味着没有约束，意味着公司不仅是物质上的强者，也是制度上的强者。当美国的公司逐渐拥有了历史任何一个经济组织都不曾有过的经济力量时，它开始有了超越社会控制的能力，进而成为一个支配者，越来越疏离于人类的传统情感。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公司正在变成没有灵魂的利维坦，那是《圣经》中描述的由神创造出来的怪物冷漠、没有人性，丧失道德感。但就在那一时期，美国、英国、德国的很多大公司都建起了与普尔曼镇类似的公司镇，老板们说：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医治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弊病，振奋精神和维护伦理道德。既然如此，他们又为什么会对工人的贫困处境毫无同情呢？普尔曼的回答是：工人挣多少钱完全是公司的事，工人无权干涉，这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观点。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价格当然由市场决定，这是19世纪中后期很多公司老板心目中的逻辑。他们认为，如果嫌劳动条件不好，嫌工资太低，工人完全可以选择不来，可是，难道工人们的生存要求错了，两者的矛盾究竟源自哪里呢？“推动工业化，需要依靠劳动力。这些劳动力通常来自生产率提高后的农业经济，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使得这些劳动力可以流向城市。人们为了寻找就业岗位，只能接受更差的劳动环境。”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最早经历了经济社会转型之痛。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进了城，面对的却是一个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市场，于是，就像恩格斯叙述的那样：工人被看成活的工具，贫穷被看作是个人的事，失业甚至被认为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为可以把工资压在最低水平上，从而降低生产成本。马克思则尖锐地指出了资本的贪婪本性：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我认为整个欧洲，整个英国工人阶级经历的最困难，甚至是极其悲惨有阶段，是从1800年到1870年、1880年这段时间，在19世纪，英国是世界上的霸主，确确实实是由于工业革命的原因，让它登上了世界霸主的这样一个宝座，可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工业革命也带来了很多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劳动者所遭受的、经历的苦难太大、太重，在当时就引起了英国很多有良知的人的高度重视。”1854年，英国作家狄更斯发表了小说《艰难时世》，主人公葛擂硬是一个工厂主，他的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随时准备称一称、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狄更斯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讽刺的是那些除了数字和事实，其他什么都看不见的人，那些最卑鄙、最可怕的罪恶的那些人物。狄更斯说的这些人物，已经眼里只有利润的公司老板们，他们曾经是创业英雄和社会榜样，现在他们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18世纪末开始出现在英国的各种工人运动，此后在欧洲各工业国绵延不绝。“事物发生了变化，必然使旧的秩序被打破，从而产生了获益者和受损者，从而产生了社会矛盾，这种现象在19世纪大大增加和经济转型的加速是同步的。”当欧洲开始思考和修复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疾病时，19世纪中后期，美国公司正在变成一个个庞然大物，它们不停地吞噬着新大陆的土壤、粮食、根茎，大口吮吸着物质、制度和权利，社会财富正迅速流向金字塔的塔尖。1896年的调查表明，在美国12%的人口拥有着近90%的社会财富。
在19世纪工业化进程中，尤其在美国内战后的几十年里，社会贫富差距急剧加大，美国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导致这些社会问题的原因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劳资矛盾激化，同样还有一个就是城市的突然膨胀。”早在1865年，解放了黑奴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因为公司权利的扩张感到忧虑。他在临终时说道：公司已经被推崇备至了，高层腐败的时期将会来临，金钱权力集团将试图通过影响人民的成见来延长自己的统治，直到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上，一部分人手中和合众国的灭亡。1869年时，著名的历史学家查尔斯.亚当斯也指出了危险所在，他说：社会创造出一种人造生命，它有可能反过来控制它的创造者。“我们将要讲述的故事是一个名叫弗兰肯斯泰因的科学怪人”，正如英国女作家笔下的科学怪物弗兰肯斯泰因，科学家创造了它，最终却反受其害，可是，究竟该如何面对解决这一问题，人们似乎还没有这样的经验。欧洲工业国曾经遭遇的社会矛盾，在美国是随着机械化大生产和大量产业工人出现而日益凸现的，据统计，1888年到1908年期间，美国工业部门发生的事故导致70多万工人死亡，大约每天有100人丧生。1901年时，铁路工人中第26人就有一人受伤，每399人中就有一个因工亡故。“当时没有对工人的任何保护措施，雇主不会因为工人受伤支付一分钱，他们不会这么做，工人要自己承担工作中的风险”。这些发现于1890年的照片，记录下是纽约贫民窟的景象，那是隐藏于摩天大楼下的阴影，没有公司肯为工人的养老和伤病负责，法院也裁定工人对自己在工作中负伤负有责任，并宣布工资和工时法是违宪的，美国工人曾这样表达对公司权力独大的无奈。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在票箱中击败他们，但是票箱被他们占有着，有人告诉我们说可以到法院去找到正义，但是法案是他们开的。“（美国）公司已经通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获得了成长壮大，我们称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公司拥有着非常大的权力，与此同时（美国）工人却力量微薄，工资水平基本上由供求关系决定，这使他们的生活非常不稳定，这一时期充满了各种冲突，这是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世界就这样走到了20世纪未知前程的入口上，世纪之交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不是光辉的物质成就，而是惶惑和错乱，解决的问题和造成的问题一样多，平息的争端和引起的争端一样多。虽然人们对新时代的到来并无准备，但历史已不可能退回到运河船和驿站马车的旧时代去，而重大的改变，似乎总是从重大的危机开始。1902年5月，美国宾夕法尼亚西部无烟煤矿区15万矿工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这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工业危机，直到10月双方仍旧处于僵持中。为了调解这次举国瞩目的大罢工，就职到一年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授权组成了仲裁委员会，因替工人辩护而声名远播的律师克劳伦斯.丹诺也在其中，丹诺要求公司把帐目拿到法庭上来算清楚，这是一直以来毫无约束的美国公司第一次受到公众舆论的监督。“这个人深刻领悟了贫穷对于生活的意义，他用难以置信的语言有力地进行表达，他还写下一部短篇小说名叫《矿上的男孩》，讲述了一个被毁掉的孩子。丹诺面对7位仲裁委员做了一次情绪激昂的演说，这次演说让那些仲裁委员们开始对煤矿工人有所支持。1903年2月，美国人听到了这样的辩护词：如果这个国家的文明是靠矿工和劳工忍饥挨饿，靠年仅十二三岁的孩子在尘土飞扬的无烟煤矿捡煤来维持的话，我们越早结束这种文明，越早重新开始新的文明，对人类越有好处。对于如何开始新的文明，丹诺在开场白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在来这个路上就下定决心要尽全力使劳资双方不再像以前那样互相仇视。这是二十世纪伊始，人们对建立社会经济新秩序的思考，因为，财富阶层的贪婪和贫困阶层的暴力是从不同方向威胁国家的两把利刃。“让任何人都享有幸福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平等的权利，不能动摇这个基本的信念，和对人的自由的一种基本的保证，如果说公司的权利大于人权，或者说，人权和公司之间不能达到一个有效的平衡，那么它就会使文明的进程受到影响。”面对美国出现的社会问题，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说：对所有财产和所有殷实之人的无可阻挡的进攻，将敲响合众国的丧钟。而如果正派的公民允许生活腐败和邪恶的富人，没有限制地、傲慢地主宰国家的命运，这种进攻将势难避免。1903年3月21日星期六，判决书公布：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到9小时，并得到10%的加薪。持续163天的罢工结束，资方第一次接受仲裁决定，此前这在美国从未有过，一种对话协商机制出现了，它的建立者和实施者是作为公司和个人之外的第三方的政府。“总是会存在这样一种对立，这认为这也是贯穿始终的，一个基本议题，这就是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矛盾，市场往往只受到效率驱动，效率能够为工人和消费者带来不是平均的却非常重要的利益，就像市场会导致不平等一样”，“于是产生了各种社会运动，并从中诞生了各种社会机制，尤其是社会对话机制，从而使国家加入到雇员和雇主的博弈中，并创建了救助贫困者，保障贫困者生活水平的机制，尤其在19世纪末，比如缩短工作时间、禁止使用童工等。在欧洲大陆，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快速工业化的德国出现了最为激烈的社会对抗，也出现了新的机制探索，在1883年到1889年，在宰相俾斯麦的推动下，德国议会先后批准了由国家建立疾病保险、意外事故保险和老年与残疾保险等3项保险法案。“这在当时的世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政府出台的大规模的社会保险，一些欧洲国家后来逐渐效仿德国，为工人们建立了社会保险机构”。据说德国政府的社保计划，是受到一个公司的启发。早在1836年德国企业家艾尔弗雷德.克虏伯就以自己的企业为基础。为员工和家属提供了应对生病和死亡的保险。有远见的公司很早就开始寻求改变。在1815年的一次火药爆炸事故之后，杜邦公司决定向死亡工人的家属支付养老金。“在美国，杜邦公司是第一批向员工支付加班费和夜班费的公司，也是第一批为员工开设储蓄帐户的公司。如果员工在账户存入100美元，年底时公司会支付6%的利息，这些都是公司为员工所做的事情，杜邦还是美国第一批为工伤员工聘请外科医生的雇主。”在工业化道路上狂奔的百余年中，市场机制悄然调整着公司的行为，但是，只有高于个体公司自愿行为之上的制度力量，才能形成真正的制约。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欧美各国的相关制度设计是历史上许多惨痛有代价换来的。芝加哥的肉类托拉斯一直是美国餐桌上各类肉食的提供者，但1906年2月一本名为《丛林》的小说让整个美国都恶心得翻肠倒肚。作者辛克莱在小说里描述了芝加哥肉品厂的生产场面，“病死的动物被用作肉制品加工原料，毒死的老鼠也和肉一起来制作香肠，腐臭发酸的肉也被利用作为原料来制造正品，有的工人失足落进高温的大肉桶，除了骨头以外整个人也就熔化了，他们被送到消费者的手中，就成了高级食用猪油”，因为这几页纪实性的文字，辛克莱先后被5家出版公司拒绝，有的提出条件，只要删掉那几页就可以出版，但辛克莱不为所动，结果小说一面市，就引起了巨大轰动，25000册书在首发45天后就被抢购一空，白宫也收到了一本，觉得难以置信的总统派出劳工部长，去工厂进行突击调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的发展、市场的扩大，美国人吃的东西，不再是邻居生产的，也不再是附近他所认识的，那些销售商卖给他的，而是不知道是什么人生产的，所以这个时候就给了那些大公司在这方面为了牟利弄虚作假的一个机会”，“在市场经济下，公司有创造财富的动机，但常常也会为了获取利益不懂盘剥他人、破坏环境，所以我们要保证公司创造财富的动机，不能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当一些美国公司把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当成市场竞争的唯一手段后，小说《丛林》的发表终于激起了西方社会的愤怒情绪，后来作为英国首相的邱吉尔说：这部可怕的书刺穿了最厚的脑壳和最硬的心。一些有头脑的人开始担心，国家会在这种极度自私的逐利行为中崩溃，认为应该给公司这头狂暴的野兽拴上缰绳了。自由是公司的生命，但是没有限制的自由是危险的！只有当自由不再只是观念价值，而被确定为法律价值和制度价值之后，它才值得被尊崇和坚守。“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历史第一次出现了大众媒体报纸成为大多数人的日常读物，他们揭发了发生在身边的社会问题，包括屠宰场等场所恶劣的卫生状况，这让政府感到压力，不得不进行行业规范，例如整顿屠宰业。”贪婪需要恐惧来平衡。要医治西方工业化国家积累了一个多世纪的沉疴，社会监督犹如救命的药引，法制完善则如治本之方，而同样重要的是修复人们被欲望蒙蔽了的心灵。1911年3月25日位于美国纽约市埃斯克大楼的三角女工衬衣公司发生大火，那是一个周六下午4点左右，“最荒唐的是那个死人最多的的9楼，两个通向楼板的门其中居然有一个是锁着的，据说是为了防止工人偸东西，所以这样以来的话，大火一起，整个工厂陷入一片混乱”，这场无情的大火和146个消失的生命，撼动了素来人情冷漠的金钱之都。4月5日，阴雨绵绵，纽约的华盛顿广场凯旋门下，停放着一具空棺，数万名工人和市民进行了一场沉默的游行，没有口号，也没有呼喊，只有哭泣，哀痛仿佛沉默的河流，从曼哈顿的心脏淌过，那一刻，人们重新发现，还有比金钱更宝贵的价值。有人将它称为改变美国的一场世纪大火，它实质性推动了一系列保护性法律的制定，也让人们想起了一些似乎已被遗忘了很久的事情，办公司挣钱的初衷究竟是什么？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进步？“在现代有一个重要争论，公司合法而重要的目标是什么？他不仅作为一个经济组织，而且还要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引起这一争论的部分原因是市场体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不能解决分配的问题，不能解决歧视的问题，也不能解决诸如环境之类的问题。”迈入20世纪的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市场、认识公司，面对这一新的课题，政府、社会、法律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划定权力的边界，而公司又将如何定义自己的角色扮演，寻找通往未来的新路径呢？1914年1月6日，美国密歇根州高地园从凌晨3点开始，就有人冒着深冬的严寒来到这里，7点半的时候已经有超过1万人在排队，一天前，福特汽车公司宣布将把工人的工作时间减到8小时，同时提供每天5美元的工资待遇，这是原先2.34美元日薪的两倍多，很多人都表示不解，因为福特公司每年将为此多支出近1000万美元，而当时它的年利润刚超过1000万美元，有经济学家批评福特把圣经的精神错用在工业场所，拿博爱主义做幌子来争取人心。“美国及至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这个企业家竟然为工人增加了一倍多的工资，而且没有受到工会、罢工”，但亨利.福特却反复强调，给工人以高工资是效率问题，绝不是慈善行为，而工人也无须感激雇主，因为这是一个公平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世界，“支付更高的工资，工人会变得更好，生产力会提高，因此，这个时期，劳工关系获得了一定的缓和，这些工人反过来又成为公司大规模生产的产品的消费者”，事实上，当年年底福特公司的利润就上升到3000万美元，福特的逻辑在今天看来似乎不难理解，但是在当时，却是对传统观念的一次颠覆！“亨利.福特坚信消费经济，他认为美国的未来和普通人的福祉与消费者的富足紧密相连，他希望汽车，特别是T型车，能走向普通人。因此，福特有一个著名的声明，他希望制造T型车的人都能买得起，福特的天才之处在于他认为消费市场首先依赖于购买力，而不是生产力”。让生产者成为消费者，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的出现将深刻改变公司的未来，在无数次为维护各自权益而发生的激烈冲突后，8小时工作制，终于成为公司从被迫到主动的一个选择，在经历了剥夺、欺诈、垄断的原始成长方式后，从5美元开始，公司学着理解和修订追逐利润的新法则。利益由利益相关者共同决定，那是公司在鲁莽的青春期所得到的重要训示，因为从长远来讲，我们要么全体上升，要么一起沉沦——不过，一切才刚刚开始，并且直到今天也远远没有结束，在工业化初始的100多年中，福祸相依，人们一次次地走远，又一次次地回头，一个公司化世界还在不断向前奔跑，带着喜悦和疼痛！狄更斯在100多年前发出的声音不在反复回响！这是个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个充满希望的春天，这是个令人绝望的冬天；我们前面什么都有，我们前面什么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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