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12月22日宣布年内第五次降息：从12月23日起,下调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0.27个百分点，此次降息距9月中旬本年度首次降息不足百日。
中国青年报12月29日报道
SMC（中国）有限公司是日本SMC株式会社在中国投资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1994年9月2日，主要生产气动元件，总部设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现有员工4123人。
然而，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这家制造企业在2009年面临着30％的减产压力，从而使企业的剩余人员达到了600人。
现场的一些听众也怀疑赵彤的表态，裁不裁员，应该遵循市场规律，留这么多剩余人员在企业有什么用？
赵彤说，这么多剩余人员，并不会被闲置。他们已经规划好了这600人的出路。其中的360人，将分成83个合理化小组，参与670个合理化项目；其中的100人，将进行技术培训；其中的90人，将参与130项技术革新与改造；其中的20人,将被送去读工程硕士；其中的10人，将被送往海外研修；其中的8人，将参与推进全球采购……
与此同时，企业将通过全面削减费用、控制采购成本，以及技术革新改造增效等方式，抵销减产造成的损失。
“对失业的人等弱势群体进行救济和补助，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思考的是怎样能够不失业。”赵彤说，SMC（中国）有限公司多余出来的员工，我们没有让大家下岗，我们去想未来要做一些什么，“现在应该不断提高企业自己的内功”。
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史绍洁也认为，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注意保留和保护好人才资源，为下一轮的大发展准备力量。
智联招聘首席运营官赵鹏则认为，在竭尽全力的前提下与员工同舟共济，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家应该做的事情。而盲目裁员，过度裁员则可能导致这样的恶果：留守人员士气的低落很难避免，权力阶层公报私仇容易发生，不公正处理导致诉讼风险增大。因此，“面对危机我们应当比平时更加负责任地对待每一位员工，更加负责任地对待每一个求职者。”
他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反而是逆势求才的好时机，尤其对于创业型企业和民营企业而言，“恰好可以以比较合适的成本吸纳那些在大企业经受过严格训练、平时可望而不可即的人才。”
继续“松绑”中小企业，促进就业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人力资源与组织行为系教授王一江将中小企业看得很重，认为它们是“中国3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最根本的源泉”。
王一江认为，虽然目前国家正在通过各种手段，减免和降低企业承担的税费，并通过“五缓”、“四减”、“三补”等措施对中小企业就业和培训方面的努力进行补助，但中小企业仍面临着困境，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需要继续“松绑”。
他认为，现在，有些中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了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和腐败分子的私人银行。最近一年来，也因为宏观调控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波及，中小企业面临的形势更加艰难。
“不从中小企业拿走更多的资源，减少对中小企业的各种歧视，减少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干预，这是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王一江说，他建议国家采取多种措施促进中小企业的增长，比如减免税费，建立中小企业银行，打破垄断、开放行业的准入，监督权力部门、不让腐败分子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力掠夺中小企业等。
对此，《劳动合同法（草案）》课题组组长、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也表示认同，他认为，政府对中小企业必须扶持，尤其是在社会保障方面，政府应该加大投入。
同时，王一江认为，《劳动合同法》实施一年以来，给中小企业和劳动者双方都带来很多问题，他建议国家对中小企业免除此法，“但我提倡的不是法外运行，我建议全国人大通过一个补充立法，明确中小企业是不适合《劳动合同法》的，要按照补充立法要求中小企业。”
他认为，执行《劳动合同法》对中小企业直接提高的成本非常有限，而社会不公、劳资冲突、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影响的不仅仅是一时，而是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以往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损害社会公平来促进社会发展的。但是，一方面是国际上还能不能允许我们这样一个政策继续施行下去，另一方面是国内的劳动力能不能接受？”
常凯认为，很显然，这个问题现在很突出，即使没有国际金融风暴的影响，中国社会下一步面临的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
他表示，金融危机中出现的裁员潮，正说明了执行《劳动合同法》的重要性。“在珠三角，已经出现了一些企业恶意破产，把经济危机的整个后果转嫁到工人身上的现象，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不要放松《劳动合同法》的执行，而是要更加认真地去执行。”
建议工资翻番拉动内需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主任文跃然认为，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提出了要拉动内需、创造内需最重要的是多发工资，“两倍、三倍的工资增长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文跃然说，日本池田勇人内阁在1960年正式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使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87年的17142美元，一跃超过美国，“日本人从穷人变成了世界级富人”。
文跃然表示，目前，我国的工资收入在GDP中占的比重下降到近10年中的低点，低工资策略导致的后果是两头蚀本：劳动者没有得到好处，赚的外汇也被国际系统重新分配。
他认为，中国劳动者的工资在未来10年内有2~3倍的上升空间。工资应该涨，也有空间涨，涨了对国家也有好处，因为中国的好局面要靠13亿人口带来的劳动力和消费力，“我希望通过提高工资水平来提升人力资源的价值。”
13亿人的消费能力靠的就是工资，“10年之内，两倍增长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他说，我国现在的工资总额大约是10万亿元，如果再增加两倍，中国的工资总量在2020年可以达到30万亿元，而美国目前的工资总量是一年49万亿元人民币。
文跃然认为，如果工资真的增长两倍，会带来三个好处，一是30万亿元的工资总量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内在经济增长动力，如此，中国的经济增长至少还有10年的自我高速增长动力；二是中国将摆脱低劳动成本的发展模式，人的价值会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三是以人为本的理念能够得到最切实的体现。
但他认为，收入倍增计划不能靠政府强制实施。
文跃然说，主要措施应该是政府主导下的减税策略，因为让企业负担是不现实的，会增加劳动成本，而且目前劳动力供给量很大。
据他测算，工资在未来10年内增长3倍，每年只需要增加10.5％,而2007年我国的税收是4．9万亿，如果能拿出其中的1万亿作为工资增加的启动资金，每年减掉的税收约在税收总额的10％~25％之间。
“税收减少将影响国家的开支，因此国家怎样提高公共开支的效率，这是一个问题。”文跃然认为，与此同时，政府的管控能力，如管理消费和公共开支的能力也会受到挑战，而收入差别等问题的监控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认为，提高工资，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单纯减税不能够解决工资的问题。加强社会保障可以起到“围魏救赵”的作用。如果农村的社会救助制度完善了，医疗、小孩读书这些都由政府给一个基本保障，农民不为此发愁了，农民外出打工就会“用脚投票”，这种市场的力量，就会迫使工资上升。过去农民工之所以在那么低的工资条件下、那么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工作，是在饥饿下被逼迫的，因此我们在解决了饥饿和社会保障后，它会有一个更强的博弈。
政府应资助“实习生计划”
“同学们，请放心，我们把大学生就业放在首位，我们会提出一系列措施，让大家毕业后有用武之地。”12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与北航学生座谈时说。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更加突出。智联招聘首席运营官赵鹏估计，大学生就业问题直接影响的家庭成员上亿。
据他介绍，2009年以来，智联招聘日均197万个有效职位，93％以上的职位明确要求1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但是每年600万以上的大学毕业生没有工作经验，企业为什么不直接招大学生？他们说，由于没有工作经验，难以尽快适应工作，同时培养成本太高。我们是干人力资源行业的，绝大部分企业要求有相关的工作经验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作为企业，人岗匹配，雇一个人要能干这个事才行。部分企业愿意招大学生的原因是大学生可塑性强，学习能力强。是谁给了大学生的第一次？一些有远见的、有实力的大企业；一些有管理培训生计划等人才梯队建设体系的企业；还有百年老店；还有一种是使用低成本劳动力或有意识榨取“扩招红利”的企业。
他认为，面对金融危机，企业、大学、政府应当携手，实施“实习生计划”。政府给大学生提供实习期间的工资和福利，帮助企业获得一定的劳动力以降低成本。对大学生来讲，最宝贵的是获得了工作经验，因为春天会来的，到时，他就会越过人岗匹配这一门槛，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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