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12月30日报道
开篇语：
天灾人祸
让人民的文化心理趋向成熟
2008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灾难年。南方雪灾、汶川大地震、胶济铁路火车相撞、新疆暴力事件、瓮安事件、陇南事件、三聚氰胺毒奶、经济危机……这还远不是2008“中国灾难群”的全部内容。矿难、火灾、骚乱、疫情……接踵而来的坏消息，隔三岔五出现在媒体上，让人们悲伤、流泪、愤怒、无助。“80后”的年轻人说，经过这一年他们成熟了，而对所有中国人而言，经过了这一年，他们的情感深处，何尝不是增加了一份悲天悯人的成分。
1月的南方雪灾让人们记住了一个地方：湖南郴州。5月12日，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地震又将人们的视线聚到了“四川汶川”。改革开放以来平稳运转已经30年的中国社会，已经习惯了接受好消息，没人愿意相信，一场灾难之后，会有一场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电视里不断播出的画面，让所有中国人都无可避免地处在焦急和忧虑中。但是，在灾难中，人性的光辉也得以充分彰显和释放，民众因为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发展而松散的团结精神，也借此得以凝聚。经历过悲恸打击的中国人，开始真正具备了大国国民心态。
天灾可原，人祸难谅。那些因悲而生却无处发泄的愤怒，被倾泻到一些因制度弊病而导致的人祸事件上。多年前，龙应台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文章名噪一时，而在2008年，愤怒作为一种集体爆发的情绪，成为中国发出的最大声音。政治文明的进步，舆论平台的增多，参与方式的多样，使得无论多么强烈的情感，都能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渠道得以表达。个体的力量加在一起所形成的力量，被冠以了“民意”的称谓。在2008，民意让人感受到了它无形且庞大的影响力。因为这影响力的存在，民众的文化心理也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沉稳和自信正在取代浮躁和疑虑，成熟和睿智正在取代慌乱和不安。
山寨文化撞了一下主流文化的腰
2008年已经过去，但山寨文化的“精彩”还在继续。随着媒体对山寨春晚的持续关注，对山寨文化该往何处去的讨论，也呈现白热化状态。山寨文化会和主流文化形成对峙关系，还是会在热闹之后被招安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现在没人能给出准确答案。但无论怎样，2008年山寨文化狠狠撞了一下主流文化的腰，却是不争的事实。
山寨是“现象”而不是“文化”，在山寨文化火烧连营的时候，有人作出了这样的判断。的确如此，山寨是借互联网的环境繁衍生成的，它不过是之前无厘头文化、恶搞文化等各种网络文化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被冠以山寨名义之后，仿佛对主流文化具备了更大的杀伤力而被人乐此不疲地使用，但从本质上，山寨仍然是一种短暂的文化现象，逐渐为主流文化所同化，似乎是它唯一的归宿。
山寨文化的强大声势给主流文化带来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它对长期以来存在“假大空”现象的主流文化形成了合围状态。只是由于缺乏理论基础和生存根基所造成的自身的轻飘，难以从根本上对主流文化形成撼动。山寨文化的意义在于，它给为精英思维所充斥的主流文化提了一个醒，在追求文艺精品的同时，也要学会放下身段，去聆听人民的精神吁求，寻找自变的方式和渠道，不要走上背离群众的自毁之路。
传统文化保护有多少利益假汝之名
如果不是坏消息太多乃至被称为“灾难元年”，那么2008年很有可能成为“传统文化保护年”。300亿元建中华文化标志城，浙江横店重建圆明园，清明节作为传统节日首次成为法定假日，500家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甘肃省永靖、华亭、临洮三县分别修建孔子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秦皇祭天广场和老子文化园，福建土楼、江西三清山进入世界遗产名录，麻将申遗……这些事件，有的是货真价实为传统文化保护做了一些实事，有些却被公众怀疑借着保护传统文化的名义博取地方利益，甚至是糟蹋传统文化。
3月，中华文化标志城成为今年两会期间曝出的一件大新闻，也成了年度最受关注的文化事件。一边倒的批评声音，让这个“城”究竟该不该建失去了讨论价值。山东省济宁市市长张振川的一句“允许有争议，但标志城肯定要建”，在直接将政府决策和民间舆论推到了对立面的同时，也暴露了国内对传统文化保护缺乏清醒认识和长远规划的现状。作家冯骥才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必须有它的顶峰”，但反对“争着把钱贴到‘塔尖’上”。而2008年各地如火如荼进行中的复古和仿制建筑的建设行为，便是争相往“塔尖”上堆钱的行为，一同被堆起来的，还有相互攀比、追求奢华的虚荣心，而这一切，和传统文化有多大干系？
在数不胜数的申遗活动中，麻将因其群众基础广、争议性大而成为热点。针对麻将申遗的问题，也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网络调查中，有八成网民支持麻将申遗，赞同“麻将文化内涵丰富，是国粹”。但反对者称，网民支持麻将申遗，不过是有日本申遗在先，是争抢心理在作怪，也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在申遗之前，最好先在国内改变民众对麻将的应用，将麻将文化恢复到古人发明麻将的本意。
保护传统文化，说明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乃民族瑰宝，这值得欣喜，但传统文化的保护，除了要考虑到民生问题量力而行外，更要分出轻重缓急，没必要蜂拥而上。对于投资巨大、民意不予支持的建设行为，更应慎做决定，别用保护的名义给传统文化抹黑。
商业化阴影下的文学带来风光也失去尊严
文学的商业化进程在2008年更为加剧。后缀冠以“公司”名称的盛大文学的出现，搅动着本就商业味浓厚的文学市场。30个省作协主席上网打擂，被认为是传统文学找到了与网络对接的接口；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集体上网展示，被指离市场越来越近离读者却越来越远；麦家因获茅盾文学奖被杭州文联重金引进，被批为政府花纳税人的钱用来为地方涂脂抹粉；阎崇年无锡签售遭“掌掴”，《百家讲坛》的商业化被追溯成原罪；作家富豪榜再次颁布，中国作家收入整体缩水……商业如同一件华美却单薄的外衣，在给文学还以风光的同时，也让文学在逐渐失去自身应具备的温暖。
9月，起点中文网举办“全国30省区市作协主席起点写作大赛”，这次活动，先是以限定参赛者身份为作协主席引起媒体关注，后因河北省作协主席谈歌“下一秒打死韩寒”被媒体放大，而引起韩寒与几位作协主席进行博客骂战。喧闹声里，“大赛”也悄然改名“巡展”。传统文学是不是要彻底商业化了？商业化后的传统文学还能够为我们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吗？面对质疑，一些参赛主席表达出的“作家也要吃饭”、“传统文学也要明码标价”的态度，得到了不少支持的声音。以前大家要求作家要甘于清贫，现在，人们的观念的确变了，凭什么作家就不能富裕起来？凭什么认为成为富豪的作家就写不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也许正是有了这种观念上无声的改变，文学的商业化才会如此赤裸裸。
10月5日，学术明星、《百家讲坛》主讲之一阎崇年在无锡签售时遭一年轻男子掌掴，原因据称是打人者不满阎崇年关于清朝历史和人物的一些观点。也有人认为，这两个耳光是打给《百家讲坛》的。李敖曾撰写《于丹批判》一文指出：《百家讲坛》的运作模式“不失为一种成功的商业化转型运作”，但栏目采用“娱乐界包装影视明星的手法来打造‘学术明星’”，却是一种“媚俗行径”。说到底，商业化成就了《百家讲坛》，同样，商业化也毁掉了《百家讲坛》。阎崇年遭袭击，与其说持异见者因无法以草根身份与之在同一平台上对话才导致暴力事件发生，不如说过度商业化让文化学术失去了尊严，才让阎崇年当了替罪羊。
每个人都有追求更好生活的权利，作家和学者也不例外，出售思想和文字获利，同样应获尊重，因此，商业的参与任何人都无法阻止，我们唯一能期望的是，这些作家和学者，能够守住良知和作品水准的双重底线，为这个世界贡献出更多美好的精神产品。
民间词语创作活跃凸现大众文化叛逆心理
《新华词典》日后再出修订版，一定会从2008年选取诸多新词。接二连三的灾难让民众的心变得敏感而丰富，万众一心所形成的巨大洞察力，可以将极端复杂的一件事情或一种现象用简单的一个词语表达出来。
2008的年民间词语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礮、雷、、呆呆”等生僻字、象形字构成网络流行词。其中“礮”是一个古汉字，念Jiong（三声），本义是“窗口通明、光明”的意思。但在今年夏天成为网上使用最频繁的字之后，它被添加了“郁闷、悲伤、无奈”之意，使之充满了更为丰沛的表现力。从文化意义上讲，“礮”等生僻字的确能引起一点我们对古文的兴趣，但在唤醒网民对传统文化的喜爱方面，显然我们以前对它寄予的厚望太不现实。这些字，说白了其实就是网络消费品，基于一定的机缘巧合而流行起来，随着新网络符号的兴起，会逐渐被遗忘。
“雷”的流行，源自一些网络小说、影视作品、网络红人夸张的描写或者不自然的表现，比如新版《红楼梦》的造型、《赤壁》中的搞笑台词。与“雷”相关用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被雷得外焦里嫩”。而按照被“雷”程度的不同，还可分级为：轻伤、中伤、重伤和脑残。同样作为网络流行语，“雷”和“礮”有少许不同的是，“雷”在调侃之余，传达出的是一种更为强烈的观点和态度，有批判意识在里面，因此它的生命力会比那些可爱的象形文字更长久一些。
2008年民间词语的另一大类是以“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正龙拍虎、俯卧撑、打酱油、叉腰肌、新陈代谢、娇身冠养、我是北京派来的、你们算个屁”等构成的社会流行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正龙拍虎”，出处源自陕西农民周正龙，自2007年10月周正龙声称拍到华南虎照片，到2008年11月被判有期徒刑，周正龙事件曾被网民戏称为跨越两个年度的娱乐大片，而到2008年就要结束的时候，周正龙发表声明再次表示“虎照为真，没有作假，并要求对虎照重新进行鉴定”，更有将这部“连续剧”拉进2009年的架势。正是因为周正龙事件的绵延不绝、一波三折和扑朔迷离，人们发明了“正龙拍虎”一词，用以来形容那些当严肃与恶搞相遇、真实与虚假对峙所产生强烈喜剧效果的事件。
民间词语在2008年爆发出如此大的活力，并非偶然。有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已达2．53亿。庞大的网民基数，让网络上的公民社会初具雏形，表达渠道的便利和畅通，让民意在网络上能够迅速沟通汇聚。而在熟悉网络管理环境和表达技巧之后，网民已经熟稔地掌握了发表意见的方式，用精简凝练且不乏智慧色彩的社会流行词，来对社会不公正和不良现象进行批判，无疑成了最具打击效果的一种武器。细心来看，无论是网络流行词还是社会流行词，都与传统的表达方式迥然不同，这证明中国的正统文化已经失去了它的巨大约束效力，民众的文化叛逆心理所形成的新生力量，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我们生存的空间。
名人公众形象小问题引发大波折
6月，余秋雨在博客发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博文引起轩然大波，他随即被冠以“余含泪”称谓，和在报纸发表“纵做鬼，也幸福”的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成为2008年最为公众所诟病的文化名人。由此牵出的文化名人的公众形象问题，也成为今年值得注意的一个文化话题。
现在再看余秋雨的博文和王兆山的诗词，会觉得他们不过是在不合适的时候，作了不严谨的发言。但在当时处于抗震救灾关键阶段、民众悲愤还积郁内心的时候，这种未经大脑过滤或者说源自某种惯用话语系统的表述方式，使得其文字脱离了“作品”的属性，而成为一种“另类观点”，对民意形成了挑衅。余、王二人事件，给中国作家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提供的最大警醒是，要学会说话——不是学会顺应某种话语系统说话，而是要学会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发言。
若评2008年文化人物且不分正、负面的话，余秋雨是当之无愧第一人，紧随含泪博文而来的“大师门”和“故居申请文保单位”事件，让其频繁登上报纸版面，个人形象大为受损。
越是在个人自由和形象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的时候，公众人物的形象就越要符合大众对于道德楷模的要求，这是一个躲不掉逃不开的时代命题。“谨言慎行，注重公众形象”，将会成为文化名人以及所有公众人物日后要时刻铭记在心的一条警句。
文艺电影输了票房赢了口碑
贺岁档还未结束，这个档期最优秀的电影已经水落石出，电影《梅兰芳》尽管有着虎头蛇尾的不足，但还是凭借其文艺片的属性，为生存空间被挤压得微乎其微的国产文艺电影狠狠出了一口恶气。但今年《梅兰芳》的优点和缺点都太明显，使得它失去了争议性，也失去了票房后劲，它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可以为后来拍摄同类题材的文艺片导演提供一定的经验，那就是如何更好地将文艺和商业结合起来，让文艺片真正成为主流观众的选择。
2008年的商业电影更加注重娱乐价值，对电影内在的挖掘被抛弃得更远，以《非诚勿扰》为例，这部电影的“诚意”的媚眼，更多地抛给了商业和票房，所谓对观众的诚意，不过是用一堆过时的段子、小品拼凑而成的空洞电影。作为冯小刚第一次独立编剧的电影，它的缺点显而易见，失去了以王朔小说为框架的京味文学的根，冯小刚在贺岁电影上跌入了六神无主的状态。
所以，这一年“好电影”大多都是文艺片。4月清明节档期，《左右》和《立春》先后公映，引起了一轮对文艺片的反思和讨论，缘起无非还是为什么文艺片“口碑好、票房差”。《左右》和《立春》在公映前造足了势头，影评人也都纷纷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但观众还是将钞票投给了商业电影。这没什么奇怪的，在国内，一部商业片拍得再烂，也有观众为之埋单；相反，一部文艺片拍得再好，观众也会再三考证打听再抱着犹豫不决的心理前往影院一探究竟。
6月，《二十四城记》作为唯一一部中国影片角逐金棕榈，自此之后它便和贾樟柯之前的作品一样，开始了不停的拿奖之旅。但遗憾的是，这部在国际上颇受好评的文艺片，仅在个别城市举办了几场看片会后便了无声息，公映之日至今尚未确定，这也反映出国产文艺片的确存在着诸多电影之外的不利因素。
10月，一部名为《海角七号》的台湾电影悄然通过网络渠道为网民所追捧，它在台湾创造的超过《色，戒》的票房神话，以及由它引发的关于台湾精神的讨论，都显示出它的与众不同。内地影迷对这部电影的热议，也算是给文艺片导演提了个醒：真正的好电影是需要有情怀的，它不是导演卖弄才华的工具，而是寄托民众情感的一个载体。在“脱离大众生活”成为人们对文艺片的最大指责时，《海角七号》的成功有力地为文艺片拨正了航向。
2008年，因为有了《立春》、《二十四城记》、《海角七号》、《李米的猜想》、《梅兰芳》等文艺片的存在，文艺片即便在票房上大大输给了商业片，却输得一点也不丢人。商业电影让人快乐一时，艺术电影可以镌刻于内心。不要轻看文艺电影，从人类发明电影的初衷到电影可以记录光影年华的功能，再到人们未来对电影的心理需求，都表明文艺片才是呈现电影魅力的最佳形式。
告别的年代不是长远分离而是永久继承
每一年，总有一些人离我们而去，在另外一个世界，由他们组成的星空更为深邃和璀璨。现在，那片星空上又增添了这些名字：柏杨、浩然、谢晋、王元化、魏巍、贾植芳……纪念他们离开的方式，无非是我们早已熟悉了的那套模式：网站抢发新闻，博客第一时间发表纪念（或者八卦）文章，报纸刊登评论组织专版，网站制作专题，电视跟进报道。
令人应接不暇的2008，人们实在没有太多精力顾及这些文化老人的去世，这个名单里面，除了大众知名度更高一些的柏杨和谢晋引起传媒的普遍关注外，其他几位尤其是知识界和思想界泰斗级的人物王元化和贾植芳，引起的震动范围至多不过几万人几十万人，他们的离开可以用“默默地、安静地”来形容，但反过来想，这何尝不是他们向这个世界告别的最好方式？
同样是高举批评利器，王元化却从不自命为“战士”或“先知”。在某网站举行的2008文化人物评选中，给了他这样的评语，“贯穿王元化一生的思想主线是‘自由’，他最看重的学术品质是‘思辨’”。这样的评价我们很熟悉，它们同样被应用在钱钟书、施蛰存、巴金、沈从文等秉承传统和五四精神的文化精英身上，它们同样也是当代知识分子身上最为稀缺的品质。怀念王元化，不如说是怀念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向王元化致敬，不如说是向这些大师级人物身上所具备的精神致敬。
将毕生奉献给业余文学爱好者的浩然，写出了《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魏巍，同样值得我们举起右手致敬，哪怕仅以文学的名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的文字或温暖或鼓励过无数个少年，他们的名字曾被我们与理想捆扎在一起，在向未来许下愿望时一并说出。在我们的文学记忆里，他们足够胜任牵引者的角色。
在电影成为人们娱乐生活重头戏时，谢晋被推到电影大师的位置上来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有人说，“如果把二十世纪分成前后两半，要举出后半个五十年中影响最大的一些中国文化人，那么，即使把名单缩小到最低限度，也一定少不了谢晋”。对于那些吃着麦当劳玩着PSP的青少年来说，谢晋是一个遥远到近乎外星人的名字，而在他的年代，《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牧马人》等电影作品的观众人数，是《非诚勿扰》这样的贺岁片观众人数再乘以一百也不见得能超过的。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引发全民回忆潮
奥运会结束后，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成为全民关注的又一大型话题。在官方媒体和主流市场媒体的推动下，人民的怀旧心理终于在这个冬天又进行了一次集体释放，而且一旦被点燃，就有了刹不住车的势头。
9月26日，《新闻联播》开始播出“经典中国－辉煌30年”节目。这个中国最大的媒体平台，已经懂得如何从细节入手来表达宏大主题。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上世纪70年代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成为《亿万百姓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开篇，一个渔业小村，则成了《中国农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向全面小康迈进》报道改革开放带来的农村巨变的切入点。其他一些已经在市场化运作练出一身本领的各种媒体，在进行报道时，其形式之新颖，角度之多样，让这次带有政治意味的宣传行为，变成一项全民娱乐活动。听老歌、听那些如今叱咤风云的商界大腕讲创业时的故事、听退休干部讲述曾经的政治迷局、看老电影，回顾往昔……这盘忆苦思甜饭“吃”得的确有些可口。
但创作永远属于人民。被调动起来的人民纷纷自动参与到这场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中来。除了大到中直机关小到乡镇中小学等数以千、万计的单位、机构进行的纪念活动得到了大家的热情参与外，人民还通过网络这一新兴媒体撰写博客、发表评论和留言，以个体感受的方式，书写着这30年来的变化。电话从“摇着打”到“走着打”，从样板戏到李宇春，改革开放30年30首歌，从票证到信用卡，“三件宝”失宠记，从工资单看变化……网络流行的“晒文化”再次普照到这次纪念活动里，每个人的故事，都会从另一个人那里得到印证和响应，而每个人的经历，在大大小小的不同之外，又有着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相同……
结束语：
2008年的冬天非常寒冷，但因为元旦和春节挨得很近，所以很容易让人产生春天已经不远的假想。专家说，经济危机时最重要的是恢复信心，而火热的电影票房似乎又说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对生活和娱乐的热爱。葛优在电影《甲方乙方》的最后说，“1997过去了，我很怀念它”，2008也即将过去，怀念它很难，因为怀念会意味着伤感甚至疼痛，但作为过去时，它已经永远写进我们的生命里，如果痛苦也算是一笔财富，那么我们何尝不能正面面对，把它转化成鼓励自己前行的力量，走向未知、同样也充满希望的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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