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快来了。”自上月欧盟单方面通过决议，确定从2012年1月1日起欧盟航空业碳排放交易机制生效后，中国石油大学新能源研究中心教授傅鹏程感到压力倍增。
傅鹏程是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中国生物燃料专家，目前正在与中国最大的两家石油公司中石油、中石化共同进行生物燃料的研发。
“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中国今后必须更快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生物燃料，才有可能最终应对欧盟航空业碳排放交易机制对我国航空业的压力，保障国家的利益。”傅鹏程焦虑地说。
欧盟航空业碳排放交易机制对中国航空业的压力始于2009年。当年欧盟单方面宣布，将在2012年1月1日起实行欧盟航空业碳排放交易机制，对所有抵离欧盟的商业航班实施排放权配额制度。今年3月8日，欧盟正式通过这一决议。
如果根据此方案运作，据中国民用航空局（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简称“民航局”）测算，中国民航业2012年一年将向欧盟支付约8亿元人民币，2020年超过30亿元人民币，9年累计支出约176亿元人民币。中国飞往欧洲的航班每天增加一班，一年将增加1500万元人民币的额外成本支付。
为使中国航空业不遭到过重打击，中国各航空公司和民航局不断地抗议欧盟单边收取“碳费”的做法，同时开展了倡导“绿色飞行”为主题的运营改进和碳抵消行动。不过，由于欧盟的坚持，以及航空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到航空业总排放量的90%，在不改变航空燃料的情况下，中国航空公司和民航局很难得到理想结果。
“鉴于航空燃油是航空业最大的排放源，现在开发可替代传统燃料的生物燃料才是航空业减排的根本途径。”傅鹏程对记者说，“这一点在国际上目前已逐渐形成共识，包括西方大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开始开发低碳的生物燃料来应对航空碳减排的压力。”
波音（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研究与技术副总裁艾博恩对记者说：“波音现已与澳大利亚、美国、中东等国家和地区开展航空生物燃料评估项目。试飞结果均超过预期，生物燃料的凝结点较低，且热稳定性好。在目前的试飞中，生物燃料与传统燃料的比例为5:5，预计可提升到9:1，甚至是100%采用生物燃料。”
艾博恩说，这些生物燃料原料主要包括藻类、麻疯树和亚麻，它们不会与粮食作物争夺土地或水，具有可使碳排放大大减少的潜力。
“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在这些生物燃料方面的研发起步并不晚。”中国新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物质能研发中心总经理刘敏胜对记者说，“以藻类生物燃料为例，西方国家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发的，我国从80代开始。经过30年努力，我国现在已拥有一批掌握藻类生物燃料实验室技术的国际一流专家。”
中国新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较早进行藻类生物燃料中试培养和规模化示范的企业，刘敏胜是这一技术研发的主要负责人。
刘敏胜说：“我国在藻类生物燃料实验室技术方面的成就与西方的差距非常小。如清华大学藻类能源实验室早在1988年就开始关于藻类生物燃料的研究，目前拥有国际领先的科研实力。该实验室发明了一项微藻异养发酵生产生物柴油的新技术，受到了西方国家的高度重视。”
“然而，由于缺少大规模的风险投资和国家资金的大量注入，我国藻类生物燃料绝大多数还停留在实验室阶段，西方国家在产业化的进展比我国要快很多。”刘敏胜遗憾地说。
“西方国家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傅鹏程对记者说，“政府如果不加快支持国内可持续性生物燃料的发展，我们今后将会受到西方更多刁难。”
“希望政府能从国家战略层面上规划生物燃料的研发。”刘敏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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