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民航空管局腐败巨案

帅哥

飞扬 于 2007-07-22 09:42[转载自sinablog] 0 条回复

中国民航的空中交通管理系统主要负责全国民航飞机的通信、导航工作。由于这个领域专业性强，外界对他的了解不多，也很少有政府部门对他们的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形成了他们具有很强封闭性的特点。但是，他们又是一个很有钱的系统，国家每年都要拨数十亿元给他们购买通信、导航设备，令人觉得奇怪的是这么巨额的财富往往掌握在总局和区域空管局少数几个人的手中。于是这些人便利用空管系统封闭而又没人监管的特点大肆掠夺国家财富，手段的凶狠和数额的巨大令人深感震惊。
  最初民航空管系统设备的购买权力全部集中在民航空管总局几个领导手中，全国各地的机场如果需要什么设备都要打报告向民航空管总局申请，再由总局统一购买分配给下面各机场，大至数百万美元一套的雷达导航系统，小至微机、显示屏全由总局的几个领导负责购买。虽然空管工作对所使用的设备性能质量要求极高，但负责购买的领导并不这么看，他们购买设备的标准是谁懂得做、谁给的好处多就买谁的。所以总局分配的设备往往都是质量差而价格却比市场价要高很多的，他们又不允许下面各机场自行购买在市场上买得到的设备，因此下面各级使用人员抵触的情绪很大，向上级投诉反应的声音不绝于耳，对民航空管系统的正常工作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由于这种做法过于露骨，也引起了国家纪检部门的注意，因此空管局领导又改变了方式。他们一方面以各种各样的名目在民航空管总局成立了五、六家下属公司，甚至还在上海搞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保税仓库，凡是空管总局能控制得到的、金额较大的业务都由这些公司来做。下面各个区域空管局也纷纷办起自己的公司，专门做所辖各机场的生意。中南空管局属下的各家公司在2000年还在广州搞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民航中南地区空管设备展”，由此可见他们的实力和规模有多大！民航空管系统本来是负责全国民航飞机的通信、导航工作的，但是在空管局领导的苦心经营之下，现在的民航空管系统已经蜕变为一个以经商谋利为主要业务的经济实体，其规模甚至有可能是国务院属下最大的经商谋利的经济实体。

  但是称这些“公司”为搞业务的经济实体又不准确，因为他们和人们日常所见到的公司不一样，具有很多一般公司所不具备的特殊性质。首先是他们并不推广业务也不对民航以外甚至自己所属区域以外的单位做生意，下属单位需要什么设备他们就从外面买回来加上40%-50%的利润再卖给自己的下属单位。其次是他们所赚到的庞大利润显得异常神秘，就是自已公司的内部人员也不知道自已的公司赚了多少钱、这些钱跑到哪里去。只有空管局最上层的几个领导知道这些情况和有权支配这些钱。第三是这些“公司”并不像一般公司那样向政府纳税和缴交国家规定的各项费用，虽然他们业务很大也赚了很多钱但却完全不交税，并且采用各种方式逃避国家税务机关的追查。就像中南空管局属下的“飞宇航空电子公司”，他们每年的利润高达数千万元，整个中南空管局属下各机场的记录仪、电台、微机、后备电源甚至各种先进的通信导航设备全被他们垄断来做，但是他们从不向国家交一分钱的税收，为了逃避国家税务机关的追查，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更改一次公司名称，前几年他们把名称改为“翔龙航空电子公司”，过一段时间又改为“广发航空电子公司”，听说现在他们的公司名称又更改了。他们开出来的增值税发票和其他各种发票都是从外面买回来的假发票，对所经营的进口设备他们也想尽一切办法逃避国家的进口关税，例如他们和英国PAE电台的香港代理商莱德义（香港）有限公司合作，在深圳租了一个地方做仓库，以走私的方式每次进二、三十部PAE电台放在深圳的仓库，拿到订单后就从仓库里提货交给用户，一分钱关税都没交给国家，在中南空管局最高领导张立志和做了十几年通信处长的张盛智的号召之下，现在中南地区各机场全部都从航空电子公司购买了PAE电台，换掉了原来的型号。其他进口的空管设备“航空电子公司”也是采用类似的手法逃避国家的进口关税从而争取最大的利润。而民航空管系统各家公司的运营手法也都是像这个样子的，通过这种表面看似合法的办公司的手段，民航空管系统的少数高层领导就把国家用来购买空管设备的大量资金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但是，如果仅仅通过自己下属的公司做绝大部份的生意目标始终比较显眼，容易被他人发现或引起纪检部门的注意，为了掩盖这种隐情，造成一种民航空管设备既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购买也有多种来源、具备充分竞争的表面现象，空管局的部份高层领导另一方面又和外面的公司勾结起来，利用手中的权力限制、禁止不给他们好处或者跟他们没有密切关系的公司在民航做生意。一般来说每种设备他们只容许二、三个厂家做，这些厂家再以比市场上同类产品高出40%-50%的价格在民航销售，然后再把所签到的合同总额40%左右作为回扣退给空管局的有关领导。这样虽然变换了另一种手法，空管局有关领导得到的好处和通过自己的下属公司进行销售不相上下，但却要隐蔽的多、也安全得多。

  像多通道语音记录仪民航空管系统只容许东进公司(Http://www.mdr.com.cn)的MDR记录仪和四川智胜公司(Http://www.wisesoft.com.cn)的MDSL记录仪在民航销售（虽然他们也发许可证给雷卡记录仪，那是因为以前雷卡记录仪在民航的市场占有率超过90%以上，如果明目张胆地限制他们在民航做生意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他们暗中也采取很多措施限制雷卡记录仪，这几年雷卡公司在民航也很少做到生意，绝大部份的记录仪业务都由东进公司和四川智胜公司抢去）。如果有机场使用东进公司的MDR记录仪不理想要更换设备，有关领导就会叫他们买四川智胜公司的MDSL记录仪；相反有机场使用四川智胜公司的MDSL记录仪不理想要更换，有关领导也会叫他们买东进公司的MDR记录仪。就这样整个民航空管系统的记录仪市场就被这二家公司占去了，而空管局的有关领导也因此大发其财。

  如果这样做被别人举报或被国家的纪检部门调查，为了安抚民航通讯系统工作人员和显示空管局领导至高无上的权威，往往都要由空管局的最高领导或负责通讯的空管总局副局长召集全国民航通讯系统的负责人在出事地点开全国性的空管会议，再由出事的记录仪厂家在会上推广、介绍产品，从而显示这种记录仪虽然出了事但仍然得到总局领导的全力支持，国家纪检部门的调查丝毫不会影响这种记录仪在空管系统的使用，大家可以继续放心购买。

  在2002年的大连空难中，由于大连机场所使用的四川智胜公司MDSL记录仪没能记录正确的雷达信息而令空难的调查工作遇到很大的困难。在民航，空管系统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因而对四川智胜公司MDSL记录仪产生很大的排斥情绪，为了显示空管局领导至高无上的权威和MDSL记录仪仍然得到支持，大连空难不久就由民航空管总局在全国空管系统组织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川大智胜杯民航空管论文辩论赛”，从而向下面各级领导显示空管总局的领导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四川智胜公司的MDSL记录仪，并不会因它在大连空难中令人失望的表现而改变。

  2003年初，武汉空管局要购买记录仪，由于通讯处的主管知道MDSL记录仪在大连空难中的表现而不被考虑，在采购报告中，通讯处的主管也拒绝向上级推荐MDSL记录仪。但武汉空管局的领导却为了取悦民航空管总局而坚持要购买MDSL记录仪，在通讯主管的反对下一意孤行，亲自带领一批人到成都“考察” MDSL记录仪一星期并把合同签了下来，这件事闹了出来湖北省纪检部门因而介入调查。为了全力支持武汉空管局的领导，民航空管总局召集全国民航通讯系统的领导到武汉天河机场开空管会议并叫四川智胜公司把MDSL记录仪带到会议上现场推广介绍后再把它安装在武汉空管局。这样在全国民航空管系统也就没人敢再抗拒四川智胜公司的MDSL记录仪了。

  采用这样的手段少数几个领导就把民航空管系统每年购买设备的庞大业务控制在手中了，而且几乎擦干抹净，连购买普通微机显示屏的业务也不放过。国家每年用来购买空管设备的数十亿元中的很大一部份（保守估计应该超过30%）就这样装进了这少数几个领导的腰包里了！！！

  由于涉及的金钱数额巨大，这些领导也明白一旦出事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所以他们除了使用上述那二种既隐密、表面上看又光明正大的手法去掠夺国家财富之外，对于从事这类工作人选的选择和合作对像的选择也煞费苦心，确实是下过一番狠功夫的。

  对于从事这类工作人选的选择，这些领导一般都要挑选那种长期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既忠心又听话，最好就是那种还犯过严重错误、有把柄在别人手中的人。因为这种人既然已经“抛出了身子”，自然肯出死力，又听话容易控制。至于这种人有没有能力胜任所在职位的工作，那就不重要了。像广州要建新机场，由于投资庞大，需要购买的通信导航设备的数量自然相当可观，为了吞下这块肥肉，并且尽量捞取最大的好处，中南空管局的局长张立志除了自己担任机场工程建设指挥部的总指挥之外，还颁布了二项重要措施：1.所要购买的通信导航设备的选型必须由机场工程建设指挥部来决定，和有关商家价格的商谈及合同的签订也是由机场工程建设指挥部来负责。2.原本在老白云机场使用的通信导航设备不论新旧、不论性能如何全部报废，不准带到新机场去；新机场的通信导航设备全部要用新买的。除了这二项措施之外，他还另外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委任原中南空管局通信处副处长刘伟为机场工程建设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做自己的副手。张立志当时选择刘伟当副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刘伟由于和东进公司的总经理张宁互相勾结利用通信处长的权力在中南地区强迫各机场的领导以高价购买东进公司的MDR记录仪当时正被国内外的报章杂志广泛报道，正当刘伟焦头烂额、走投无路之时张立志委任他为新机场工程建设指挥部的副总指挥、负责为新白云国际机场购买通信导航设备的工作，刘伟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也就可想而知了。

  无独有偶，当时和刘伟一起被国内外报章杂志广泛报道的还有民航总局通信处长毕心安，也正是这种缘故毕心安居然交上了红运，因此而被民航空管总局的最高领导看上，被任命为民航总局的总工，负责为民航三大区域管制中心购买通信导航设备。还有另外一个例子：上海要建浦东国际机场同样需要购买大量通信导航设备，在这种情况下华东空管局通信处长的位子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所要购买的通信导航设备都要由华东空管局的通信处长来选型，甚至和商家谈判价格、合同也需要他的参与。这个时候完全没有技术背景的业务处长王鲁杰居然被领导看中了，坐上了对技术水平要求很高的华东空管局通信处长的位子。出现这种滑稽场面的原因是王鲁杰在当业务处长时很懂得为领导着想、很会照顾领导的利益，由他来负责为新建的浦东国际机场购买通信导航设备当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通过上面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有关领导在选择关键职位人选时的良苦用心。

  空管局领导对从事这类工作人选的选择如此煞费苦心，对和他们合作公司的选择就更严格了。如果不是跟他们有亲戚关系、多年的朋友关系或者具有多年的业务往来，双方已经知根知底根本就没办法进入他们这个神秘而又富有的圈子。就以记录仪市场来说吧，现在被允许在空管系统销售的二家公司“四川智胜公司”的老板游志胜是原空管总局负责通信导航的副局长周阿荣的亲戚、姐姐又是四川广汉民航飞行学院的院长，在民航后台的强硬可谓罕见。“东进公司”则是找来了和毕心安合作卖美国STANCIL记录仪将近十年的台湾“世鑫公司”在北京的负责人石磊，利用石磊和毕心安的铁关系去开拓民航市场。一般的公司想要在民航空管系统庞大的业务中沾点边简直比登天还难。就像广州要建新机场需要购买大量通信导航设备，我司也在南方而且中南空管局很多领导也都认识，我们也经常和有关的领导联系希望卖点设备到白云机场，但每次他们都是很客气地说：“还早着呢，现在还没开始买设备。”，我司的工作人员也很重视这么大的生意每过一、二个月就和他们联系一次，但几乎每次都是得到这样的回答。但后来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就听他们说：“现在都已经购买完成，安装工作也快要完工了，下次我们再联系吧。”相信其他一般公司的遭遇也和我司一样，我司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遭遇也是这样的。规模如此浩大的广州新国际机场购买设备的过程就是这样神秘，相信有关领导写给上级的报告和向社会公开的报告一定吹嘘得天花乱坠，说他们是采取了什么样公平的措施、在如何公正的情况下为国家买了多少价廉物美的设备，为国家节省了多少资金。这就是民航空管系统领导一贯的办事方式！

  民航空管系统现在的情况就犹如98年前全国各地海关公然和走私份子勾结大量走私逃税一样，虽然大家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也都清楚规模有多大，各级纪检部门也进行调查甚至中纪委也派工作组进驻调查，但就是找不到具体的证据，也没有人受到追究查办，最后只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不了了之，但全国走私逃税的势头却没有得到抑止甚至还愈演愈烈。各地海关和走私份子勾结大量走私逃税产生的后果是国家民损失了数千亿关税，但民航空管系统这种腐败行为产生的后果却要严重得多，因为国家不但要损失大量的金钱，一旦这些用高价买来的设备出现问题发生空难中国人民还要赔上数百条无辜的生命。

面对这种严峻局面，相信中央政府和纪检部门只有采取像以前处理全国海关走私大案那样严厉的手段才可以结束民航空管系统这种大规模、长时期、集团式地掠夺国家财富的非法行径！

在毕心安调任民航空管局通信处长前，民航各机场都是使用英国雷卡记录仪，使用效果良好，质量也很稳定，受到用户的广泛欢迎。目前很多机场还在使用雷卡记录仪，有的已经安装运行十五年但表现仍令人感到满意。毕心安调任通信处长后，很快就以要引进另一个牌子的产品，打破雷卡记录仪在中国民航的垄断地位以降低价格为名，和台湾商人赵嘉国勾结起来，以和英国雷卡记录仪差不多相同的价格，在民航大举销售质量低劣的美国STANCIL记录仪，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牢牢把持住民航记录仪的购买权，凡是要购买记录仪的单位，他都指定要买STANCIL的，有几次还一次性买了十几、二十台，分配给下面的机场使用。毕心安一伙这样做是否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要“引进另一个牌子的产品，打破雷卡记录仪在中国民航的垄断地位以降低价格”呢？当时在北京的国家信息产业部属下的“中国通广电子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2号通广大厦，电话：010-65389988, 65389534）就代理了另一家在世界上有很大名气的美国DICTAPHONE记录仪，而且通广电子公司在全国空、海军机场及电力系统已经安装使用了数十台，用户的反映也很好，觉得质量和稳定性跟英国雷卡记录仪差不多。毕心安一伙为什么不和在北京的大型国营单位“中国通广电子公司”合作，把世界著名的美国DICTAPHONE记录仪引进中国民航，而非要去和一个台湾商人合作，把美国一家只有几个人的小公司生产的质量低劣的STANCIL记录仪在中国民航大力推广呢？他们所买的STANCIL记录仪价格又比雷卡记录仪低了多少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中国通广电子公司”“不懂得做”，而台湾商人赵嘉国却很懂得做。他们所买的STANCIL记录仪价格和雷卡记录仪相差不多，但他们从中得到的好处却要多得多。

  毕心安一伙在民航安装了数十套STANCIL记录仪后，由于质量实在太差，下面各级使用人员抵触的情绪很大，对民航的正常工作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后来虽然不敢再买STANCIL记录仪了，但对全国各机场记录仪的购买权仍然紧抓不放。九七年开始，他们又和“北京市剑平国际有限公司”合作，以一家没有注册的假公司“NICE SYSTEM CHINA LTD”的名义，在民航大力推广以色列NICE记录仪。同时又以“扶持民族工业”为名，开始在民航推广国产的东进记录仪和四川大学自行开发的MDSL记录仪。当时全国生产记录仪的厂家不下三十家，为什么民航只选中东进和川大二家呢？因为四川大学开发MDSL记录仪的游志胜教授的姐姐是民航四川广汉飞行学院的院长，在民航总局负责通信的原空管局副局长周阿荣又是游教授的亲戚。而东进公司又找来了原本经营STANCIL记录仪的台湾商人赵嘉国的亲戚石磊，利用石磊在卖STANCIL记录仪时与毕心安建立的铁关系，直接打通了毕心安的关节。靠着这种强硬的后台，川大MDSL记录仪和东进记录仪虽然没有什么突出的优点，却能以比其它国产记录仪高好几倍的价格在民航大量销售，所谓的“扶持民族工业”只不过是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名义而已。因为这二种记录仪在民航的售价丝毫没有比进口的世界著名品牌低，而性能和质量却相差十万八千里。

  毕心安自从九十年代初期担任民航总局通信处长后，就一直变着各种各样的法子猖狂掠夺国家财富，到2000年他离开通信处长的位子，民航各机场使用的STANCIL记录仪，川大MDSL记录仪、东进记录仪已有数百台，这些记录仪大部份质量低劣、故障率很高，很多无法正常运作，有的几乎完全失去作用。2002年大连发生空难，就因为大连机场航管站使用了川大的MDSL记录仪而无法提供准确的通话记录和雷达图像记录，令事故的调查增加了不少困难。大连机场买MDSL记录仪所花的数十万元和日常操作维护的大量人力物力就好像石头掉进海里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毕心安一伙为什么可以在民航空管系统明目张胆地掠夺国家财富长达十年之久呢？本人有一次到北京参加一个航空展览会，有一位在民航空管局工作的人来看我们的展品，参观完后我和他亲切地聊了起来，从我司的产品聊到了民航的现状，他见我和他挺谈得来，就亲切地忠告本人：“在民航做生意有些事情可是必须要了解的呀，譬如民航电信开发公司的总经理黄婷是通信处长毕心安的夫人，通信处的王崇惠是雷达处长杨世崇的夫人，雷达处的邓敏又是XXX的夫人，……，这些事情不了解有时候是会遇到尴尬的呀。”这位先生的话一语道破天机------在民航空管总局工作的人大家都是关系密切、血脉相连的，就好像是同一个家庭似的，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有谁会不识相去查办、监督自己人呢？民航空管总局的贪污腐败在全国是很出名的，反映举报的人也很多，但有什么时候在民航空管总局抓到过腐败份子呢？就好像总局领导永远都是光荣、正确似的。在民航揭发查办的腐败案件几乎全部都是发生在关系比较疏远的航空公司中，跟民航总局从来都不会沾上边的。本人和民航打交道十几年，本人觉得在购买设备的时候航空公司比航管站要正规得多，不论是签合同的程序还是有关人员的工作作风，航管站都要差很远，民航空管总局就更不用说了，但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好像民航的腐败问题只有航空公司才会发生似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毕心安一伙可以长时期、大规模、集团式地掠夺国家财富而官却越做越大的原因了。

  2000年毕心安把通信处长的位子传给了他的得意弟子李朝阳，李朝阳一上任立即继承并发展了毕心安的思想、作风，他表示要仿效美国联邦航空局在民航实行许可证制度，任何公司的产品必须先在民航总局拿到许可证才可以在民航销售，他是不是真的要像美国联邦航空局那样保证卖到民航的都是一些质量过硬而又是价格合理的产品呢？别的不说还是先看看记录仪他是怎样选择的吧，现在民航使用川大MDSL记录仪和东进记录仪的机场有很多，很多因为质量和技术问题而不能正常使用，按理说李朝阳应该禁止这二种产品再销售到民航，但恰恰相反，他所颁发的头二张许可证正是给了川大MDSL记录仪和东进记录仪。就像前年那样国内外大量报章杂志纷纷报导民航在购买使用记录仪的腐败情况和东进记录仪在民航的使用状况时，李朝阳依然顶风而上，以民航总局通信处长的身份发信给全国各机场、航空公司的通信处长，要求他们要参加东进公司六月份在新疆举办的记录仪产品介绍会，并由东进公司承担所有的住宿、交通和机票费用，还可以到世界著名的天山风景区游览观光，费用当然也是由东进公司全部承担。而像通广电子公司代理的美国DICTAPHONE记录仪他是不会发许可证的，甚至连通知他们有关在民航实行许可证的事也没有。由此可见李朝阳所谓的“在民航实行许可证制度”也和毕心安的“扶持民族工业”一样，是在冠冕堂皇的外表下实行掠夺国家财富之实，因为要取得李朝阳发的许可证首先就必须承诺每在民航卖一部机要给李朝阳多少提成。市场上传闻：凡是拿到“民航许可证”的公司每在民航签一张合同都要付合同总额30%的佣金给民航空管总局，否则许可证很快就会被取消掉。根据川大和东进公司在民航所卖的记录仪比正常市场价要高出40%以上的情况看，这种传闻并非没有根据。东进公司做得就更明显了，为了在电力系统和众多国产记录仪公司争夺市场，完全同样的产品在电力系统的售价就要比在民航低40%以上，以至于有些小公司冒充电力系统的公司以市场价从东进公司进货再转卖到民航也可以取得非常可观的利润。

  民航空管总局继任周阿荣空管局副局长位置负责通信的吕小平也仿效周阿荣和四川大学合作开发MDSL记录仪的故事，和外面好几个公司合作开发产品，并且“肥水不流别人田”，扬言以后中国民航所需要的通信导航设备都要自已生产，不再花钱从外面的公司购买。吕小平这样做的意图以及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恶果相信所有人一眼就能看出。

  看到总局领导这样赚钱下面的单位也相当眼红，西北空管局原通信处长岑红军就和东进公司达成默契，西北地区的机场如果要买记录仪岑红军就通知东进公司派人带机去安装，再打电话通知购买单位西北空管局已帮他们选好机型，叫他们协助厂家技术人员安装好机子。西北地区所有机场几乎全部使用东进记录仪，总数达数十套之多，岑红军因此得到的回扣相信远远超过一百万元。中南空管局的通信处长张盛智、刘伟也是采用这种方式和东进公司合作，中南地区的机场也因此安装了数十套东进记录仪。张盛智和刘伟在购买通信器材中所得到的回扣相信在几年前就已令他们成为百万富翁了。华东空管局通信处长王鲁杰也不甘后人，一早就和以色列的NICE公司合作，在虹桥机场安装了四部NICE记录仪，又在厦门高崎国际机场、杭州萧山机场、南昌昌北机场安装了几套，收取的回扣相信也有数十万元。西南空管局通信处长赵国民就更历害了，干脆以西南空管局的名义和四川大学合作成立了一家：“同达科技有限公司”推广、销售川大MDSL记录仪，除了西南地区的机场全部以进口机的价格买了川大记录仪之外，还可以向全国其它地区、其它系统销售川大记录仪，他所得到的好处相信也远远超过一百万元。虽然东进公司和四川同达公司的记录仪几乎垄断整个中国民航市场，而且都是以进口机的价格在民航销售，不明就里的人肯定以为东进公司和四川同达公司富得流油。其实不然，东进公司和四川同达公司的利润一点都不高，为什么呢？因为每卖出一部机除了有关人员要打点外，所在地的区域空管局、民航空管总局通信处都要打点，而且大家都“吃水很深”，他们真正得到的利润就不多了。为了增加利润，他们不断地想方设法进行偷税逃税，最常用的办法就是每隔一、二年就变更一次公司名称，并更改地址、电话以逃避税务机关的追查。东进公司九六年刚进民航市场时的名称是：“深圳东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统建楼三栋六层，电话：0755-3262944。一九九九年，他们的名称就更改为：“东进航电科技有限公司”，地址：北京清华园三才堂丙33号4101室，电话：010-82624566。后来他们同时注册了好几家公司：“东进记录科技有限公司”、“东进光电有限公司”、“北京光电天力有限公司”、“北京航信东进科技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29号海泰大厦610室，电话：010-82883767，Http://www.mdr.com.cn。每家公司又在不同的银行开了五、六个账号，在北京市海淀区税务稽查局领导的关怀之下，哪家公司被人举报他们立刻知道并立刻把这家公司注销，让你死无对证，这样做就任何人也奈何不了他们了。

  “四川同达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地址：成都市科华北路58号亚太广场十四楼D座，电话：028-5227518）在1999年前的名称是“四川大学计算机图像图形研究所”，地址：成都市望江路29号四川大学计算机系，电话：028-5583875。最近，他们又把公司名称更改为“四川智胜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wisesoft.com.cn”，听说他们现在正忙着找办公室换地方，以逃避税务机关对他们过去二、三年逃税和开假增值税发票的追查。

  前一时期中国民航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发生二起严重空难、导致数百名乘客无辜死亡的事故绝非偶然。试问在当官的都在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去发家致富的大环境下，下面各级工作人员哪还有精神去做好工作、服务人民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发生严重空难那才是天下奇闻！中央政府如果不对中国民航贪污腐败的严重性加以关注、如果不将毕心安一伙贪官污吏绳之于法，相信更严重的空难还会接踵而来，也不知道中国人民还要再付出多少无辜的生命才能结束这种人为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