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夺走了董芳霄的奖牌? 美国人是年龄门幕后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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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证据获得者之一罗温在得知董芳霄的经历后说：她的人生非常可悲，我想找到她，拥抱她，并帮她摆脱所有痛苦的回忆。”

董芳霄因虚报年龄被取消悉尼奥运会铜牌，这是中国体育史上第一枚被收回的奥运奖牌。
美国体操女队前主教练卡罗里是调查的主要推动者，他的举报名单涵盖几乎新世纪中国体操女队的全部主力。
为调查“年龄门”，无数普通美国人热衷于上网搜集讨论证据，出现了“平民侦探潮”。
胜利却未获得欢呼。关键证据获得者之一罗温在得知董芳霄的经历后说：她的人生非常可悲，我想找到她，拥抱她，并帮她摆脱所有痛苦的回忆。”
这一次，美国人认为他们等到了一场迟来的胜利。北京时间2010年4月29日凌晨，随着国际奥委会对中国体操“年龄门”事件调查的尘埃落定，美国将合法地从中国手中接过这枚号称 “被骗走”的2000年悉尼奥运体操女团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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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的奖牌，虽然迟到了10 年。”美国体操队向美国各大媒体声明，“正义获胜了。”
在过去的20个月时间里，美国人指控“骗子”是一群人（指中国女子体操队），而国际奥委会最终只认定其中一个——前中国女子体操运动员董芳霄。在2000年悉尼奥运上，14岁的董虚报年龄参赛，违背该项目16岁的最低年龄限制和奥林匹克精神。
这是中国体育史上第一枚被收回的奥运奖牌，尤其对这个刚在本土举办完奥运会的雄心勃勃的东方大国来说，冲击是显然的，正如国内舆论痛陈——“年龄门”的负面影响可能抵销100 个孔子学院的努力。
但这场争议持续十年，调查耗时两年，惊动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媒体的 “胜利”却并未在美国获得欢呼：为这枚铜牌“上访”十年的原美国体操队主教练卡罗里被揭露虐待运动员，美国式竞技体育体制因此同样遭到口诛笔伐，而国际体操联合会与奥委会则在调查过程中集中暴露了其低效、官僚化和过分妥协。这场旷日持久的中美体育争端在尘埃落定之时已让曾经积极关注的美国人倍感厌倦，媒体的注意力忽略了那枚铜牌，却致力于揭示当今竞技体育正被异化为大国之间对抗的工具，它侵蚀运动员肌体，破坏规则、坐视不正当竞争和无节制的锦标主义。更关键的是，没有谁会成为真正的赢家。
复仇者
距国际奥委会处罚决议公布一周后的5月7日，事件主角董芳霄从新西兰给母亲李文阁打来电话，交代说：“（铜牌）他们要拿就拿去吧。”
如果调查结论正确，董芳霄是1986年1月23 日出生在唐山，4岁练习体操。她是1999年天津世锦赛女子团体铜牌和2000年悉尼奥运会女子团体铜牌的获得者，2001年她在东亚运动会上一人独得5 枚金牌而获得“东方灵鹿”的美誉。
现在，曾经是这座城市骄傲的董芳霄正为少年时期的过失——为参加奥运会而报大3岁——付出代价。除了失去奥运铜牌外，其大部分国际大赛成绩也被清零。
这直接危及她的生存。现执教于新西兰汉特利体操俱乐部的董芳霄，将因“说谎”而面临吊销工作签证和被当局驱逐出境的可能。“（董芳霄）为它付出太多了。”李文阁诅咒着不公平的判决，“那就拿去吧，她平凡快乐更重要。”
这个中国母亲的叹息此时却无法穿越重洋抵达美国“神奇教练”贝拉·卡罗里的耳中。他是过去20个月里“年龄门”不遗余力的揭发者和推动者。他不关心中国女孩董芳霄的命运，更不满意国际奥委会在此事上的虚与委蛇。董只是他庞大计划里的一小步，在他手中一份更长的举报名单里，还有杨云、何可欣、江钰源、杨依琳、邓琳琳……几乎涵盖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女子体操队大部分主力。“有人当我们是笨蛋。”68岁的卡罗里说，“中国正在雇用童工比赛。”他曾断言，2008年北京奥运女子体操比赛里，中国队除队长程菲外，其他均不足16岁。
这个饱受争议的国际体操出赛年龄是国际体操联合会在1997年提出的，此举是为了保护低龄运动员避免受到过多的运动伤害。但与之成悖论的是，在盲目追求高难度和观感刺激的现代体操面前，尚未发育、肢体灵活的低龄运动员要比成年选手更具优势。
人种发育普遍较早的西方体操界率先向这条“红线”发难，卡罗里就是其中积极的响应者，他难以接受爱徒都在14岁左右就过早攀上运动生涯的巅峰，因而倡导以更开放自由的方式取代这种僵化的人道主义。
1999年，这位曾培养过体操皇后科马内奇 （奥运体操史上第一个满分获得者）、9个奥运冠军和15个世界冠军的匈牙利人，以“救世主”的姿态空降低迷的美国女子体操队，备战次年的悉尼奥运会。
但卡罗里残酷和霸道的训练方法很快就招致诟病不断，尤其当2000年悉尼奥运美国女子体操队被中国军团所压，24年来首次无缘奥运团体奖牌后，卡罗里更是遭受千夫所指，队员纷纷与之反目并控诉他的独裁。次年神奇教练卡罗里黯然下课。
2006年，中国队夺得世锦赛体操女团冠军，从而成为卡罗里妻子率领的美国队最大的对手。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中国队又以东道主优势成为赛前夺冠热门。
或许是这些原因，卡罗里不喜欢中国人。2008年，中国体操名将吴佳妮和李月久进入美国队当教练，卡罗里无端举报夫妇俩是间谍，最终不但让他们丢了工作，还霸占了他们的弟子。
阻止中国体操女队在北京奥运夺冠，由此可能成为卡罗里一雪悉尼之耻和自我证明的最大动力。
事实证明卡罗里是一个游戏规则的坚持者。卡罗里的一个成功先例是他早年向年仅11岁的朝鲜运动员金光淑发难，从而将朝鲜队阻挡在1993年世锦赛门外。
通过了解中国队新一批队员资料，他觉得“实在太小了”——平均比美国队员矮3.5英寸，轻30磅，而且他坚信这不是“发育差异”等借口所能解释的，“这简直是开玩笑。我知道16岁女孩应该是什么样的。”
2008年7月，北京奥运开幕前夕，卡罗里开始在美媒体发声： “不止一名中国选手更改了她们的护照资料，而且得到官方的默认和允许。”他还称中国小将的年龄正在“魔术般”地变化。“我知道时间在中国过得很快，但不可能这么快。”
种种迹象表明，卡罗里不打算浅尝辄止，他要举报的是整个中国体操队。 “让她们如多米诺骨牌那样倒下。”但美国的媒体观察者同时认为，“他过度虚荣、自我，以至于不肯正视失败。”
美国人的全民侦探战争
何可欣无疑是卡罗里这场“多米诺游戏”的第一块牌。她是美国名将柳金近年来有力的制衡者和竞争者。
“让那些中国队员微微一笑，你准能看见她们的乳牙。”在北京奥运开幕前12天，卡罗里对纽约时报记者说。“东道主选手年龄违规”随即成为美媒体热衷讨论的话题之一。《时代》周刊首先利用谷歌发现的资料认为“高低杠公主”何可欣的真实年龄只有14岁。美国记者盯上了这个北京女孩并在公开场合问她：“何，你15岁生日是在什么地方过的？”
很快，卡罗里又向媒体和国际体联抛出另外两名队员江钰源和杨伊琳的年龄问题。中方均给与坚决否认。
美媒猛烈的指控让“受害者”情绪波及美国民众。2008年8月9日，北京奥运会开幕第二天，深居简出的华盛顿电脑安全咨询师迈克·沃克从当天的《纽约时报》上读到了这些消息，他不感到愤怒，而是觉得有趣——一个报道细节说，一些记录何可欣等选手真实年龄的网络记录神秘消失了。
“我不在乎谁拿了金牌，我只是喜欢解决难题。”沃克的另一个身份是电脑黑客。当天晚上，他尝试编写搜索引擎，结果一无所获。“所有网页似乎在一夜之间被删除了。”沃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而且我相信是美国媒体刺激他们这样做的。”
“这下真的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沃克的困惑在于，究竟是何种力量控制着这些资料的存亡，抑或是美国媒体根本就是在说谎。
他不断尝试修改搜索参数，这带来发现，在对网络“镜空间”（服务器或个人网络所保存的网页副本）进行地毯式扫描时，最终发现一些有效的缓存数据——一些已被删除的表格和文件，它们显示何可欣的确只有14岁。10天后，沃克把成果放上博客。
沃克认为任务完成了，他特意外出饱餐一顿以表庆祝。“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全世界都在访问我的博客。”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回忆说。
很多人告诉沃克他们更早就开始类似的工作，他们希望沃克的调查能继续下去。很快，沃克和为数惊人的追随者们又发现了另一位中国体操选手江钰源的年龄问题。这些发现引爆全美各大论坛，引发“平民侦探潮”。
沃克的出现让美国媒体兴奋无比，记者纷纷涌向他家中。2008年8月21日，沃克成了各大新闻版面的头条。但分歧很快就显露，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入座前有人告诉他“去，证明中国在骗人”，沃克回绝了：“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
“媒体们只是迫切希望得到他们想听的故事，他们非常希望我指控中国的欺骗行为。”沃克说，“它改变了我对新闻搜集和揭露真相的理解定义，原来我们更加愿意被文化所左右，而不是自己的信念。”
妥协的审判？
年龄问题上的酣战让2008年北京奥运女子体操比赛变得复杂而沉重。8月13日女团决赛前，美媒的质疑演变成刻薄的揶揄，“中国运动员看起来像红旗那样毫无曲线，我们愿意看年轻女士的比赛，而非儿童。”
卡罗里也暂时放下喋喋不休的控诉，将矛头指向整个中国体育体制——“看看这些可怜的孩子，野蛮落后的‘集中营模式’（指举国体制）必将淘汰，美式体制则是最完美的。”外界由此评价，当旗鼓相当且矛盾深重的中美体操女队狭路相逢时，便不再是运动员与运动员的竞争，而是体制与体制的竞争。
这场被赋予了过多色彩的比赛最终以中国队历史性摘得首枚奥运体操女团金牌告终，美国国内一片哗然——仅仅在一年前的体操世界杯上，美国队还掌握着场上九成以上的优势。
国际体联也发表声明，称中国体操队员年龄没有问题，他们不会对此事进行调查。卡罗里则怒斥“国际体联已成了怯懦的政治组织”。
赛场上的喧嚣对万里之外的沃克影响不大。9月2日他和新认识的搭档罗温点开一段匿名发来的视频——前中国体操女队队长杨云的一段7分钟纪录片。在一个中国朋友帮忙翻译后，他们发现了问题——杨在受访时称 2000年悉尼奥运会她才14岁。沃克立即将这个新证据放上博客和视频网站。
这把刚为中国队打了保票的国际体联推上尴尬的境地。迫于舆论压力，视频公布一周后，国际体联宣布介入调查。“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如果我们还想保住诚信的话。”体联秘书长安德烈·奎斯伯勒说。
杨云当时的队友刘璇、奎媛媛、凌洁、黄曼丹和董芳霄也被纳入调查对象。时隔多年，前面四人已分别成为娱乐明星、全职太太和体操教练，唯独董芳霄最为动荡，伤病和失业困扰着她，几经辗转成为北京奥运体操技术官员，但其个人资料却显示和当运动员时（1983年1月20日）截然不同的出生日期（1986年1月23日）。
这成了关键证据。2009年6月，国际体联正式向中国体操中心发了公函，派出纪律委员会对杨、董二人进行调查，并要求中方提供二人的护照、身份证和户口簿等官方文件原件。
一次听证会上，董芳霄母亲李文阁向调查官员解释：女儿的年龄是其退役后由家人改的，目的是为了方便找工作，“她的确是1983年的。”杨云则解释她在视频中“口误”，记错了年龄。国际体联没有采信董母的说法。
由于涉及奥运奖牌，国际体联将调查报告提交给国际奥委会，随后便陷入一个莫名其妙的僵持，原本承诺9月出结果的时间也一推再推。此间惟一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国际体联感到失望和沮丧，其主席格兰迪对记者说：“可想而知，我们被骗了……即使有再过硬的证据，我也没有办法，我不是国际刑警……我必须尊重中国政府给我的文件，不然能怎么样呢，向中国‘宣战’？”
这被外界视作国际奥委会和国际体联未被“充分”授权调查的证据。
“国际奥委会一直都在逃避否认年龄问题。”奥林匹克史学家大卫·沃利金斯基说，“而且他们总是忌讳牵涉到像中国这样有影响力的国家。不然他们为什么不到这些运动员的村庄和镇上，问问她们的邻居和小学同学？”
迷失喧嚣里
董芳霄失去了她的铜牌。接连的打击还有被原俱乐部开除，到一个人口持续萎缩的小镇谋生，然而，诚信问题仍让她在异国前途未卜。
远在唐山的李文阁则惦记着女儿那对粗细小不均的双腿，这是董芳霄早年股骨头坏死的后遗症，她用健康和青春换来的奥运铜牌就静静躺在一个精致的玻璃瓶内。不久之后，它将被转交到某个曾经同台竞技的美国运动员手中，在那里接受欢呼。
但对于更多的美国人来说，这样的胜利情绪并没有坚持太久。人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难道伤害一个当年的孩子就能实现所谓的“正义”？“当一个人被命令去欺骗时，她还有罪吗？”沃克说，“事实的真相早已远离了我们的视线。”
国际社会的意见也不谋而合。“我不认为一个15岁的体操运动员和20岁的体操运动员有什么区别，那些运动员根本没有罪。”罗马尼亚体操教练福尔明特说。
只有卡罗里还在坚持。他联合美国体操协会向国际体联施压继续调查何可欣等人。“如果何可欣的金牌被剥夺，意味着美国队可以拿到团体金牌，柳金可以拿到平衡木金牌。”美国体操协会主席好莱坞说。但这一次媒体却不那么团结地站在卡罗里一边。维护正义者的光环正从他身上消退。一些前队员和知情者开始站出来揭露他的霸道作风和不光彩的历史。
卡罗里成名于罗马尼亚，得益于发端原苏联和东欧的“举国体制”。早年他虚报队员年龄的不光彩经历也被媒体挖出：1981年，他把队员阿加凯的年龄改小1岁到美国参赛，而且用另一个人的护照。
东欧剧变前，卡罗里到了美国，在休斯顿农场建立了他的“魔鬼训练营”，每年他都将队员集中于此进行超强度训练，并对其随意打骂、侮辱。前美国队队员多米尼克回忆卡罗里曾掐着她的脖子大力扇耳光，当众嘲笑她的体重；而另一名弟子科里1996年时脚踝受伤，卡罗里直接把他扛上了赛场。
当意识到美式体制也不是天堂时，昔日美国头号女子体操运动员的塞尔勇敢站了出来，她因写了一本揭发美国体育界“肮脏的小秘密”的书而饱受争议。“有些粗鄙的行为固然令人生厌，但正让人惊讶的是所有人的沉默。”
美国一本杂志对此评论：“无论什么制度下，运动员都是供赚取利益和声誉的商品，都是奖牌至上的产物。”
“所以，不难理解‘年龄门’的实际指向是奖牌而非道德，它和禁药门、黑哨门、受贿门没有太大的差别。”一位资深体育人士说，“它的最终启示不是比谁犯错更少，而是比谁进行得更高明和隐蔽。”
“年龄门”因此没有产生任何赢家，它只暴露了当代竞技体育误入歧途的真实写照。无论哪种体育体制，在竞技体育极端发展的今天，都在放任残酷竞争的存在、无节制地超越极限、坐视不择手段的胜利，导致造假、兴奋剂、腐败等产物横行。竞技体育早已成为追求利益和大国主义的工具。在古希腊人优雅地投掷标枪和铁饼之时，在顾拜旦创立现代奥运之时，他们不会想到，“更高，更快，更强”对于大多数运动员来说已经成为了一个危险的、混合了商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魔咒。
国际奥委会在回复南方周末的公函中称：“运动员和中国体操协会都没有就国际体操联合会的决定提出上诉。”当记者向董母李文阁求证时，她正在发烧，并说准备和董芳霄考虑重新回应“年龄门”事件，但南方周末记者按约定时间再致电时，电话已无人接听。
关键推动者沃克在2月27 日发完最后一篇博文后，宣布不再过问此事。“我本来打算继续进攻，但现在重新考虑了。”沃克说，“我所追求的东西已经迷失在喧嚣里。”
而他的搭档罗温，开始加速同情“牺牲者”董芳霄，“她的人生非常可悲，我想找到她，拥抱她，并帮她摆脱所有痛苦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