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控制是中国航空的一大特点,更是民航难以独自根本解决的资源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中国民航发展的瓶颈。前两年,我参与了中国民航《防止空中飞机相撞》的课题研究,对这方面的深层次情况有所了解。
流量涌堵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即“三点”、“两线”和“三区”。“三点”就是北京首都机场、上海虹桥/浦东机场和广州白云机场,“两线”就是京广线和京沪线,“三区”就是“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环渤海湾地区。今年6月20日下午,我飞波音747执行北京-上海-北京航班,因为北京南面的大王庄附近有点雷雨天气,因为首都机场所处的位置相对特殊,一有北京市这个空中禁区,二是周边军航机场密集,留给民航活动的空间狭小,因此,飞北京的绝大部分航班都遭遇了流量控制的尴尬,要么空中转圈“磨时间”,要么去其他机场备降(按标准加的油,在空中等待不起),要么就是在机场趴着不能起飞。
当时,我们18点左右就该起飞,但我们前面已经排了两架飞机飞北京,但“虹桥地面”说第一架都没有准确的起飞时间,每架飞机之间的起飞间隔是1个小时,也就是说第一架飞机起飞后两个小时才可能轮上我们。考虑到天气闷热,机舱内温度更高,339个客人不如先呆在候机楼凉快凉快,因此,机组决定暂缓上客。但旅客不理解:时间到了,机长凭什么不让上飞机?北京天气不好?我们打电话问了,北京市太阳大着哩!旅客看着三层楼高的大飞机不让上,心急火燎的,秩序混乱不堪,不少旅客就要来找机长论理。没办法,我们只好让旅客上飞机等待,一等就是四个多小时,本来晚上七点多就该到北京的,一直等到次日零时24分才在北京着陆。据飞这条航线的机组讲,进入夏季以来,航班延误成了家常便饭。
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最新统计,2004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班完成的总周转量为240.76亿吨公里,比2003年增长了36%,在全世界的排名由2003年的第5位跃升至第3位,超过了航空强国日本(224.3亿吨公里)和英国(222.6亿吨公里)。排在前两位的美国和德国完成的运输总转量分别为1449.59亿吨公里和246.8亿吨公里。上述统计尚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2004年,香港完成的航空运输总周转量为129.39亿吨公里,比前一年增长了26%;澳门为3.19亿吨公里,增幅高达61%。如将港、澳数据包括在内,中国将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飞行流量以8%~10%的速度增长,2002年民航运输机场的数量将增加到200多个,枢纽和区域性枢纽运行模式逐步建立,运输机数量将达到2000架左右,全国空中交通活动持续增长,预测2020年运输飞行空中交通活动总数超过900万架次,日均处理空中交通活动接近2.5万架次飞行架次,是2002年的近6倍。
从区域分布来看,主要飞行活动仍在东部地区,而且集中在首都与环渤海区域、长江三角洲区域、珠江三角洲和琼州海峡区域,在京广航路以东地区集中了约90%的飞行流量,其中约70%的流量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之间的大三角地区;中西部地区如成都、昆明、西安等地飞行量也呈快速增长势头。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我国专机和重要飞行任务逐年增加。各种专业飞行和航空体育飞行急剧增加,使用的航空器(各型飞机、直升机及飞艇、热气球等)种类繁多。
我国的国情与美国有所不同。美国军事力量绝大部分存在于海外,本土军航飞机并不是很多,其军民使用空域结构比例为1比4,军方只占51万平方英里,其余属于民用。在美国甚至日本,都很容易实现“直飞”,“点”与“点”之间的距离有的远达数百海里。直线飞行,当然省油。我国军航飞机主要用于本土防空,飞机都驻扎在国内,为了适应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空军提出了新的军事训练指导思想,突出了由技术训练向战术训练的转变。
航空兵部队飞行员年飞行时间指标大幅度提高,战术训练比重也增加了60%以上,多机实兵演习、对抗训练增多,场内外训练的高度、地域范围增大,飞行矛盾覆盖了从低空到高空的所有高度层,尤其是民用航线与军航空域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国内航线很难实现直飞,只能严格按照划定的航线飞行。目前由于空中军事力量水平不高,国土防空任务又相当繁重,所以训练和战备飞行量会持续处于一个相当高的平台期,军、民航对空域资源使用的矛盾具有长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