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C919总设计师吴光辉。
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自从大飞机项目立项以来,关于其安全性、国产化率的质疑声一直不绝于耳。对于这一切,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Commercial Aircraft Corporation of China,Ltd.,简称“中国商飞”)副总经理、C919大型客机总设计师吴光辉有着自己的见解。
“合适的时间,适合的机型”
《中国经济周刊》:在大飞机项目立项之初,为什么会选择制造150座左右的单通道飞机?当时是否还有其他选择?
吴光辉:作为设计师,我们不是不希望做更大的飞机,我们已经有了“运十”等经验。但是航空产业的特点是投资巨大、投资回报时间长,现在决定的一个项目会影响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我们之所以选择生产150座左右的单通道飞机,是因为经过调研后发现此类飞机未来的市场前景巨大,仅在中国市场未来20年就需要2300多架。即使是将这个未来市场与现阶段两大飞机制造公司波音和空客平分,我们也能获得800架左右的市场份额,足以收回成本(据估算,C919卖出300架到400架时即可收回成本)。
另外,我们预计,全球未来20年可能还需要这一类型的飞机约19000架。
在民用大飞机制造方面,我们属于起步阶段,如果制造更大的飞机无疑将增大难度。在调研中,许多民航公司也表示,目前掌控大飞机市场的主要是波音和空客,航空公司很希望有第三家飞机生产商的出现。加上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复苏、可能的航空碳排放收费和现有单通道150座级飞机主要是20年前的技术等因素,他们希望有更多、更好的飞机可选。
我们的C919就是在这样一个合适的时间推出了适合的机型。
《中国经济周刊》:C919将于2016年交付使用,作为中国首次生产的大飞机,其安全性如何保障?
吴光辉:我们的飞机将经过严格的适航取证程序。民用飞机的设计以安全性作为主打点,我们在此目标上有非常严格的掌控。
举个例子,经测算,人在各种最精密的仪器间工作出错造成灾难的概率是10的-6次方,也就是每百万飞行小时会有一次人为失误,由于这个人为的失误,会造成飞机故障,所以我们在系统设置中的参数一定要高于这个数。由此,我们在关键的核心技术上的防出错概率达到10的-9次方,最高的地方是10的-11次方,达到每千亿个小时的保障,大大高于人出错的可能。
我们在研制中,要经过大量反复计算、试验、试飞。另外,在系统设计中采用多余度设计技术,像供电系统,我们的安全性指标也非常明确,一台发电机失效,还有第二台发电机,两台都失效(这种概率极低),还有APU(辅助动力装置)供电,如果APU坏了还有一个风动发电机,利用飞机在高空飞行的速度来发电,可以使飞机自由滑翔到地面,这些完整周密的设计满足了我们对安全性的要求。而且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高铁项目飞速发展,同时一些航线、航班开始收缩,有人说高铁发展“逼停”民航,你对此怎么看?
吴光辉:我本人拥护高铁发展,但希望在其发展中考虑区间分配、成本经济效益分配的问题,比如说在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人口密集、客运往来多的地区可以实行铁路与航空并行发展,航空快捷、铁路舒适,但是像一些每天客流不多但是路程很长的线路,如果设置高铁,肯定要亏本。在1000公里以上的出行中,航空还是最便宜、最有竞争力的交通手段。
用“最好的发动机”把握市场机遇
《中国经济周刊》:作为我们自己的大飞机,有多少是自己生产?国产化率如何?
吴光辉:我们没有计算过国产化率,C919大多数部件都是在中国生产的,知识产权在我们这里,也是由我们总体设计的,我们只是充分利用了国际资源,早期采购一些系统设备和材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这个能力,而是考虑到怎么做更合适,不用一切都从头开始、一味追求在中国生产。
比如,飞机的系统我们是和国外以合作、联合开发、合资的形式完成,不管是哪种模式,中国企业都要承担一定的工作量、包括设计和制造。至于飞机的结构件,百分之百都是我们自己做的,从总体气动、结构设计到系统集成,我们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
《中国经济周刊》:2014年首飞的大飞机还使用不上国产发动机,作为大飞机核心技术的发动机研制,有无具体时间表?
吴光辉:我们目前的大飞机选用了两款发动机,一款是由美国GE和法国赛风联合研制的新一代发动机LEAP-X1C(China),这也是目前单通道飞机主要发动机的下一代发动机。同时它也是被空中客车A320换发(re-engine,更换发动机)技术方案选定的发动机,是目前最先进的发动机。
第二款国产发动机,由中航商用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研制,因为我们要在合适的时间把我们的飞机尽快推向市场,所以我们选用的是两款发动机,而且世界上很多飞机都选择两款发动机。国内发动机在同步研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