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讨还真相和公道 包头空难案五年诉讼之路

帅哥

2009-08-27 《时代周报》 记者龙婧

图：2004年11月22日下午4时许，包头空难飞机引擎残骸被打捞出水。

　　2009年8月11日，北京市二中院正式受理“包头空难案”，这是国内受理的首起空难集体诉讼案件。

　　2004年11月21日，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China Eastern Airlines Corporation Limited，简称“东航”）从包头发往上海的MU5210次航班在起飞40秒后发生坠毁，55人遇难，其中包括47名乘客，6名机组人员和2名地面人员。

　　这起事故在国家安监总局的调查结果中被认定为责任事故：由于飞机没有进行除霜，造成机翼污染引发坠毁。东航对此负有管理责任，包括董事长和总经理在内的12人受到各类处分。

　　东航根据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提出了21.1万元的赔偿。但微薄的赔偿和东航始终不肯认错的态度，遭到了大部分遇难者家属的不满。

　　为了讨还一个真相和公道，从2005年10月开始，32名家属集体对东方航空公司提起了诉讼，开始了漫长的诉讼之路。

　　这条路，他们走了5年。

不能接受的赔偿

　　自从发生空难后，崔明华就再也没有力气上班了。

　　崔明华丈夫艾宪良出事时才43岁，当时他已经在印度尼西亚工作了将近十年，事业发展得非常好。

　　2004年11月21日上午8时，在得到塔台允许后，这架CRJ-200型飞机关闭了舱门，从包头飞往上海。

　　飞机不对劲！地面上的人很快看了出来，它开始朝左滑，然后朝右滑，机体不停摆动，巨大的机身跟地面的距离越来越近。大约40秒后，飞机发生爆炸，坠毁在包头南海公园的冰湖中。

　　事故发生时，很多送行的人并未离去，他们亲眼目睹了飞机坠毁的场景。在火光冲起的那一瞬间，候机厅里爆发了震天哭声。崔明华当时身在山东德州，那天清晨，她一个劲儿地觉得无端心慌，她开始不停拨打丈夫的3部手机，但没有一部接通。终于，在午间新闻里，她的不祥预感得到了证实。

　　崔明华在包头殡仪馆里见到了丈夫最后一面，她第一感觉是安慰，因为丈夫的头脸都还完整，这个念头过后，她晕了过去。

　　最初的悲恸过后，现实的赔偿问题摆到了桌面。东航成立的事故善后赔偿小组，向每位遇难者家属提出21.1万元的赔偿方案。这个金额，被大部分家属认为过于微薄而遭到了拒绝。

　　“如果东航开出的条件稍微能接受，我也就接受了。”崔明华说，她最不满意的就是东航草草解决的态度。遇难者家属每次提出要求，他们嘴上都说回去请示领导，实际到最后没有一项能够落实。“我太冤了，不能被这么打发了。”崔明华说，这个信念后来变成了她坚持诉讼的理由。

　　也有遇难者家属很快签字接受了赔偿。一对教师夫妇在灾难中失去了儿子，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条件地接受了东航的一切安排。这对老夫妇临行前含着泪说，儿子没有了，钱再多也没有意义。另一些人则是东航员工家属，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也放弃了进一步索赔。

　　但更多的人选择了僵持。

5年坚持只是寄托

　　这个时候，郝俊波来到了包头。这个在北京雷曼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寻找到了大部分家属，并说服他们授权律师在美国提起诉讼。“当时东航许诺的赔偿很少，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愿意把案子交给我代理的原因。”郝俊波说。

　　郝俊波以及一位美国律师在和家属碰面后，初步定下了在美国加州起诉的计划。2005年10月，郝俊波代表32名家属，正式将东方航空公司、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和飞机发动机制造商通用一同列为被告，告上了法庭。

　　郝俊波说，在诉讼中，被告主动提出了调解要求。经过协商，也参考了美国航空事故150万美元的标准，2006年11月，和解协议签署，在这份协议中，3被告同意共同赔偿32位原告1175万美元，平均每位死者的赔偿约合人民币300万元。这笔钱，由3被告所在的保险公司支付。

　　但东航突然反悔了。

　　“我当年完全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20多天后，郝俊波收到了东航代理此案律师的电邮，表示东航高层并不认可这个协议，并更换了律师，和解协议被中止。不顺开始接踵而来，郝俊波接到了通知，东航提出了辖区异议，在2007年时，美国法院决定暂停审理此案。

　　这让当时已经知道东航在包头空难事故中负有管理责任的家属显得尤为愤怒。

　　“责任很明确在他们，到现在却没有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遇难者家属桂亚宁情绪激动，她的丈夫陈苏阳，在这趟航班中离去。2007年之前，她除了参与集体诉讼，还聘请了律师，状告民航局，要求中国民航局依法履行《民用航空法》第128条规定的立法义务，依法制定有关“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的赔偿之限额”规定。最终，让民航局修改了法规，将空难赔偿金额从1989年的7万元，提高到了40万元。

　　桂亚宁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诉讼进行到底。这五年中，桂亚宁不停写信，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她写过信给民航局和国家安全司，也在两会时给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去信。她还不停地呼吁督促安全司公布事故报告，而不仅仅是一个结论。

　　随着诉讼结果遥遥无期，遇难者家属间的联系越来越少。桂亚宁现在只跟郝俊波一人保持着联系，但这种联系也是郝俊波打电话给她居多。“联系意味着伤心事再一次被勾起，也没作用。” 桂亚宁的语调有些幽幽的。

　　高昱的哥哥也是在空难中去世。最初，他伤痛得几乎发疯，但他承认，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生活趋于平静，伤痛也开始平复，渐渐地，大家都不愿谈起空难和死去的亲人。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家快没有信心了。“还联系干吗呢？”他说，现在大家坚持下来，更多像是一个精神寄托。

国内终于立案

　　在案件被发回来后，郝俊波开始在北京和上海奔波。他希望找到一个法院，能够接受自己的案子。

　　郝俊波两次向北京二中院提交诉状，但法院都不收材料，也不作出裁定。2008年中，郝俊波转战上海。上海一中院收下了材料，但没过几天，他们就把材料寄回来了，一同寄回的还有郝俊波的名片。“我当时哭笑不得，真像分手的感觉。”郝俊波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依然觉得很搞笑，他自嘲这是法院向他表明“再也不想见到你”的信息。

　　媒体在最初的报道后也再没声息，这让郝俊波觉得很是气馁。有时候，他会跟家属们打一个电话，说说事情的进展，大家会安慰他，让他不要着急，这么多年都等下来，也不在乎几个月。“这2年多其实挺压抑的。”郝俊波说，但他总有个感觉，事情应该会赢来一些转机。

　　在奔波与等待中，时间进入了2009年。

　　这3年，郝俊波的起诉要求不断增加：赔偿费从1.06亿元增加到了1.2亿元；要求被告公布包头空难的原因及经过等详细调查报告；在全国性报纸、电视台和网站等媒体上向家属道歉；在事故发生地为死难者建立一座永久性纪念碑等。

　　2009年3月，郝俊波再次向北京二中院提交材料，当月23日，北京二中院传出消息，同意受理此案。但很快，二中院提出，由于乘客中有名印尼籍人士，需要大使馆公证认证手续，案件再次搁置。

　　事情终于在8月份有了转机。“ 我当时就预感这次肯定差不多了。”郝俊波说，他第4次去二中院申请立案时，刚进法院，就觉得工作人员对他特别热情，而这种待遇，是之前3次不曾有过的。

　　郝俊波的预感在8月11日得到了证实。这天，他收到了法院正式立案受理的通知。

　　在得知立案的消息后，崔明华梦见了丈夫艾宪良。在梦中，丈夫又回到了她身边，而她死命抓住丈夫的手，让他不要走。

　　醒来时，她已经泪流满面。

包头空难代理律师郝俊波：“给生命一个公正的价值”

　　时代周报：这件案子的进展如何？

　　郝俊波：24日，法院对我们进行了首轮约谈。但没有涉及到案件内容，主要是从程序上告知我需要完善手续。比如，32名遇难者的所有第一顺序继承人，都需要与律师签订委托代理手续等。但这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事情，我今天已经给法院提交了材料，从程序角度提出要求取消这项手续，尽快开庭。

　　时代周报：当年在美国起诉，你们都签订了和解协议，为什么在最后的时刻，东航会反悔？

　　郝俊波：这也是我想了好几年都没想通的，庞巴迪和通用都同意赔偿了，东航的代理律师也签字了，但他们就反悔了，据说是有人说利用“辖区”肯定能打赢官司。其实，这个赔偿金额是由保险公司支付。这次立案后，我就特别想在起诉书上加上一个问题，就是问为什么在保险公司愿意理赔的情况下，东航还是不愿意赔偿，他们其实不用出一分钱的。

　　时代周报：为什么你们提出了1.2亿元这么高的赔偿额？现在国内空难赔偿是40万。

　　郝俊波：这个40万是指航空公司完全无过错的情况下。但这个事故，东航负有明显的责任，这也是官方认定了的，所以40万并不适用于我们。

　　至于赔偿标准，当时我们在美国是参考了他们的赔偿价格，他们是150万美元，然后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了每户300万人民币的价格。这个价格，当时他们三家公司是同意的，也签了字。现在到中国来开庭，我们还是把当时谈好的这个赔偿金额作为标准。现在多出的2000万，主要是利息和我们的律师费。

　　时代周报：这种集体性的空难诉讼案件在国内曾经有过先例么？

　　郝俊波：没有。之前武汉空难的遇难者家属曾经希望提起集体诉讼要求索赔，但在有关部门的介入下，这件事情最终不了了之。所以，我们这次要是能成功的话，会有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其实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功了，毕竟我们被受理了，很多人在关注赔偿标准和集体诉讼了，这已经给后面的人一个思路了。

　　时代周报：现在这类案件目前有什么法律空白吗？这个案子成功，是否会给后来的索赔带来一些标志性的影响。

　　郝俊波：其实法律都是能找出空白的。我们这个官司同样也是，因为法律规定我们这种情况该赔多少。关于赔偿数额，现在我们这个案件争议也很大。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起案件，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思路，也给生命一个公正的价值，你知道，我国的赔偿标准，总体来说是偏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