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伟：中国应如何步入"高收入国家"

帅哥

作者：张立伟

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不再是一次简单的周期性调整，政府所熟练运用的“宏观调控”手段已难起作用，“转型”成为对症下药的“良方”，因为中国所面临的是至今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够成功逾越的一道门槛，即“中等收入陷阱”。

在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国家经济的起飞较为容易，因为具有后发比较优势，如中国奇迹，就在于制度变革以及人口、资源等要素投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政府控制要素价格强化了国际竞争力，资本全球套利活动也帮助加速实现了“比较优势”，但这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按照一些国际组织的定义，人均GDP900美元被定义为低收入国家，从900美元到11000美元左右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许多国家的历史证明，这个阶段是中等收入国家能否完成产业升级步入高收入国家的敏感阶段，即“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南美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由于收入差距过大造成内需增长缓慢、产业升级失败、政治腐败低效以及金融风险造成国家财富损失等，至今仍然挣扎在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也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历史经验表明，这个阶段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另一个是民主政治的转型。

所谓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主要指产业升级，并由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房、车等）与服务业时代。实现升级的必要前提是国民收入中产化，即不能是“金字塔式”的收入分配：财富集中于一小部分人，绝大部分国民收入很低。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导致消费不足，就无法实现向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的转型。其次，需要教育投入和鼓励科技创新，包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一般而言，收入差距过大以及高度的不平等是难以避免“陷阱”的主要因素，而这也正是政局和社会不稳的根源，反过来阻碍投资和经济增长。

所谓民主政治的转型，基于历史经验，如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经济大都起飞于威权政府阶段，而经济持续的增长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后，国民民主与利益诉求比较强烈，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很大，推进由威权向民主的转轨。一般而言，威权时代盛行的“权贵资本主义”是造成贫富差距过大，腐败横行的主要原因，而向民主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却没有及时发展出独立的法律体系和透明的政府机构，原因是支持民主的制度发育不足，这就会出现 “民主低效与腐败横行”（菲律宾等）的特征以及政治恶斗（如泰国、中国台湾），令经济转型停滞不前。

中国同样面临这两个层面的挑战，但是情况非常特殊。在市场层面，中国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比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径首先是市场释放，即过于放纵市场力量，破坏了社会关系。然后出现挽救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即建立社会保障，规范劳资关系。如1929年美国大萧条后出现的“罗斯福新政”，其主要内容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如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出台《社会保险法案》等）和通过工会规范劳资关系（如《全国劳工关系法案》）。

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并非是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是存在大量的行政（如行业）垄断、（要素价格）管制和（市场活动）干预，即市场并没有得到更大的释放，但却存在放纵式的劳资关系，并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和分配公正。因此，中国需要在市场释放的同时建立社会保障，也就是说，中国既需要像罗斯福那样重新建立社会关系，来确保未来的收入分配合理，为可持续增长提供必要前提。同时，又要像1980年代的里根总统一样，实施更多的自由市场措施，由控制市场的“大政府”转变为服务市场的“小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为弱势群体提供融资服务，并实施大规模减税。本质上讲，市场释放与社会保障是相互抵消的力量，但中国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尴尬。

中国也必须正视经济发展后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利益诉求较为强烈，希望实现分配公正、政治民主、行政廉洁以及法治社会。在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条件下，中国不存在其他国家民主制度转轨带来的政治动荡，却不能回避国民的民主化诉求。因此，必须创造一种新的体制以保障民众自由的利益诉求以及民主的参与博弈，并将行政机构置于民众监督之下。就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认为的，更优先地改进支持民主的政治和行政制度，而不是照搬西方民主制度，可能会让政治现代化更容易成功，并限制腐败的蔓延。在这个阶段，如果不重视民众的利益诉求和民主的呼声，则可能在经济转型的环境中，容易引起社会的不稳定。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有三个同样重要且必须拥有的条件：市场释放、社会保障、民主政治。若要实现这三个条件的最大困境就是政府需要自我革命，即放弃干预市场的权力，成为服务型政府，并接受民众的监督。（原题：如何避开"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