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影响世界格局 "金砖四国"危与机并存

帅哥

广州日报12月24日报道 2008年，一场汹涌而来的金融危机成为全球最为关注的话题。目前，金融危机造成的冲击仍远未平息，而且已经开始向实体经济危机领域蔓延。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经济领域的危机，都必将不可避免地波及政治领域，经济危机演变为政治危机的例子在历史上也并不少见。 这场危机正在改变众多国家的命运，世界头号大国美国的国力和信誉也势必遭受打击。这场危机还必将冲击和改变世界的政治和安全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逸舟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经历这场危机之后，世界政治的格局可能会产生深远而重大的调整。 金融危机爆发后，媒体纷纷报道说，“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处在相对有利的位置。但王逸舟提醒说，“金砖四国”的崛起，理论上有可能性，但也不能大意，不能自满。面对这场罕见的危机，“应对得当就是危中之"机"，应对不当，"金砖四国"也有可能丧失进一步发展的机遇，甚至落后于现在。” [金砖四国] 处境相对较好的“金砖四国”不能大意和自满 应对不当或丧失机遇 广州日报：在2008年的国际大事中，金融危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请您谈谈这场危机对世界政治所产生的影响。 王逸舟：这场危机仍在进行之中，就像一条隧道，仍未看到尽头。 这场危机是最近这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面临的最大的一场挑战。有人说这是一场百年不遇的危机，也有人说这是自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不论用什么方式来说，这确确实实是一场重大的结构性的危机。 作为一位国际政治安全学者，我更关注的是它对国际关系、安全以及外交可能产生的后果。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这场危机如此深刻，很有可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地影响、冲击和改造现在的国际格局。势必会造成国际力量格局的转变。 这场危机会让全球政治力量，各种区域性强国原来的排位、布局一定会有重大变化，时间越长，这种变化越明显。不过，现在还很难说哪个国家排位将更高，哪些国家将元气大伤，哪些国家将一蹶不振。 广州日报：在媒体的报道中，一般都认为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这场危机中处境相对较好，将为推动世界走出危机发挥更大作用，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王逸舟：在目前的危机中，像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这样的新兴国家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理所当然地会在危机中强势崛起。“金砖四国”的崛起，一方面理论上有这种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大意，不能自满。因为，对包括“金砖四国”在内的任何国家来说，面对危机，应对得当就是危中之机；应对不当，即使处境较好的“金砖四国”也有可能丧失机遇，甚至落在后面。 俄罗斯就处在一个不是特别有利的位置。首先，俄罗斯近年来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油价。但随着国际油价从今年7月每桶超过140美元的高价剧跌至目前40美元左右，俄罗斯的崛起势必大大受挫。 在我看来，俄罗斯就像一个角斗场上的角斗士，上肢很强大，也就是说，其军工、航空、航天等传统产业的实力很强大，但下肢比较虚弱，即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中的适应能力比较虚弱。因此，俄罗斯变数比较多。 印度也有自身的重大缺陷，比如孟买恐怖袭击就表明，印度在国家安全领域的缺陷，及其国内的种族、宗教、社会矛盾有可能阻碍印度成为区域强国和世界大国。 在印度近年来崛起之前，印度尼西亚也曾被普遍看好，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前的近3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然而，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中，印尼国内存在的大规模腐败、种族关系紧张、地区差距过大等诸多问题纷纷暴露，这个一度被普遍看好的国家也一蹶不振。 在“金砖四国”中，巴西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因为巴西尚未走进世界经济中心。中国则确确实实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一方面，中国走上了新的平台和高点，另一方面，也发现高处不胜寒，面临诸多挑战。 [发达国家] 西方国家当前的困境有可能持续两三年或者三五年 军事扩张计划可能收缩 广州日报：金融危机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影响会不会更严重一些？ 王逸舟：当然，这些国家是首当其冲。美、日、欧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二，是主宰全球经济的力量，也是最发达、最有实力的经济体。目前，这些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我看来，这场危机已经从虚拟经济蔓延到实体经济。比如说，汽车行业、加工企业以及煤、电、钢材、住房等都已受到很大影响。现在，这些国家最关心的是如何遏制“祸水”，阻止蔓延。 到目前为止，美、日、欧的救市措施力度不能说不大，但成效仍很难判断。因为现在经济下行的速度很快，如果没有已经推出的救市措施，也许经济下滑幅度会更大，但救市措施目前看只是缓解了下滑幅度，并未遏止下滑势头。美国、日本、欧洲都相继进入了经济衰退期。 对于这场危机，有三种判断，一种是乐观的判断，即到明年，不超过年底，最糟糕的日子就会过去，然后开始缓慢的复苏期。第二种是中期，认为起码危机将持续到2010~2012年。最悲观的是，这场危机陷入一个更长周期，比如说10年乃至30年，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整个世界经济将一直处于下行阶段，这意味着一批夕阳产业要被淘汰，一批传统行业的工人面临失业，很多国家的失业问题将非常严峻，处理不好就会出现社会动乱和政治动荡。 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走势，我不是很乐观，也不是很悲观。危机造成的冲击起码需要数年时间消化，当前的困境有可能持续两三年或者三五年；西方各国或多或少都要收缩其国民福利以及军事扩张计划。 总的来说，金融危机的冲击可能带来国际力量的分化和改组，新的动荡此消彼长，这个过程目前还没有完全看出端倪。 假以时日，3年、5年，或者是10年、8年，历史会证明这场金融危机对国际政治格局、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对比带来重大的冲击和分化。 [安全热点] 全球三大热点地区非常有可能爆发新的冲突乃至战争 国际恐怖主义出现新活跃期 广州日报：金融危机对国际安全会产生何种影响？ 王逸舟：这场危机带来了安全领域的某些变数。比如说，印度孟买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就表明恐怖主义目前恰恰处在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由于金融风暴的影响，西方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不得不收缩战线，集中精力解决经济难题，这可能促使恐怖势力再度活跃，发动新的袭击。有人说恐怖分子会在奥巴马就任典礼上给他一个见面礼，如果美国防范得当，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如果防范不严，不排除发生恐怖袭击。 实际上，伊拉克近来的恐怖活动又出现了上升势头，塔利班在阿富汗更是十分活跃，不乐观地说，未来一两年内，不排除塔利班在阿富汗翻天覆地，推翻现有格局。 广州日报：如果国际安全领域出现新动荡，哪些地区会是热点？ 王逸舟：在我看来，全球有三大地区非常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麻烦，爆发新的冲突乃至战争。第一个是从北非到中东和中亚的弧形地带。 第二个是南亚，包括阿富汗、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印度以及巴基斯坦。这些地方出现战略意外的可能性很大。比如印度，前一段时期，将国旗“印”在了月球上，但孟买袭击案又让人看到了印度的致命缺点。其实，恐怖袭击在印度每周都有。因为，印度不仅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而且处于一个社会矛盾迅速分化、充满爆炸性和紧张性的时期。可以说，包括印度在内，整个南亚都属于非常不安定的热点地区。 第三个是俄罗斯周边地区。2008年，由于俄格爆发冲突，北约继续东扩，俄罗斯和美国关系出现很多变数，俄罗斯周边也成为一个充满变数的地区。而且，这些地区都有全球性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北约东扩不仅是欧洲不安定的根源，也是全球不安定的根源。对此，我认为应当给予抵制，最好的方式是取得对话和互信，在没有取得对话和互信之前，不要强行推进。 [金融秩序] 中国提出的温和改革方案可能获得更多认可 改革国际金融秩序需合力 广州日报：现在关于如何改变国际金融秩序体系的问题，主要有三种设想：革命，改革，维持现状。未来最有可能以哪种方式来进行呢？ 王逸舟：我们看到的讨论中，有一种是比较激烈的改革措施，如俄罗斯提出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我们也看到一些比较温和的改革建议，像中国，提出对现有的体系作出必要调整，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投票权。 至于美国，对国际金融改革的态度是最迟缓的，或者说最不情愿的，美国希望各国给他帮助，同时又不太希望各国增加对他的监督，改变其在国际经济中的话事权。 我认为中国的温和方案有可能获得更多认可，因为，激进或消极的方案都不大符合现实。不过，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各种方案、各种组织就好比平行四边形的不同边，共同作用，形成合力，决定改革的最终趋向。 广州日报：哪个国际机构或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的影响会比较大？ 王逸舟：我认为还是合力。有些是双边层次的，如中美之间；还有一些多边机制，比如说八国峰会，G20国峰会；还有一些区域性组织，比如欧盟、非洲联盟等。所有这些组织和机构，没有一个在金融秩序改革问题上拥有绝对的权利，但每一个组织都可以发出一定的声音。 作为世界头号大国的美国也无法决定一切问题。因此，未来的改革应该是不同层次、各种力量、各种声音结合的结果。 点睛语 这场危机是如此深刻，很有可能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持续地影响、冲击和改造现有的国际格局；全球政治力量的排位和布局会出现重大变化，时间越长，这种变化越明显。 这场金融危机对国际政治格局、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对比带来重大的冲击和分化势必将逐渐显现出来。不过，现在还很难说哪个国家排位将更高，哪些国家将元气大伤，哪些国家将一蹶不振。 整个世界经济将一直处于下行阶段，这意味着一批夕阳产业要被淘汰，一批传统行业的工人面临失业，很多国家的失业问题将非常严峻，处理不好就会出现社会动乱和政治动荡。 由于金融风暴的影响，很多西方大国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上，这可能促使恐怖主义出现活跃期，很可能发动新的袭击。 塔利班在阿富汗更是十分活跃，不乐观地说，未来一两年内，不排除塔利班在阿富汗翻天覆地，推翻现有格局。 ——王逸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