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中国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航空

中国新闻周刊封面：北斗记。

2010年1月16日下午，星箭在发射前进行测试。

2010年11月16日，第八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广东珠海市开幕，代表“北斗导航”工程的天地一体卫星运行沙盘在展会上亮相。

2010年12月17日，第7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前的星箭对接。12月18日，第7颗北斗导航卫星成功进入太空。

北斗记
——探秘中国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约四十年前，美国军方开始了被称作“全球定位系统”(GPS)的研制。现在，在我们头顶上空约2万公里处的中地球轨道，GPS系统部署了24颗卫星，地面站对这些卫星的信息数据进行捕捉、处理、解码，并将有关信息发至用户终端机——这样，GPS给全球提供准确的定位、测速和高精度的时间标准。
如今，GPS在我们生活中已然不可或缺——飞机、汽车、船舶用它来导航；公安、金融、消防部门用它来监控、报警；而不少路痴朋友们驾车出行，也往往得有它来壮胆伴行……
在GPS占领95%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市场的今天，一种想象不免令人时常不安——假如在关键时刻美国人关掉GPS，或者在上面“动点手脚”，我们的战略武器怎么办？我们的飞机怎么办？我们的路痴们怎么办？事实上，这已经不只是想象与担心，而是已有先例可循——1996年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的时候，中国军队的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便曾受到过GPS信号中断的干扰。
基于上述担心，世界各大国与国家集团开始考虑对策，由此诞生了俄罗斯的格洛纳斯、欧盟的伽利略等等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未雨绸缪的中国科学家们也开始致力于研制中国自己的“GPS”。当时，经济基础薄弱的中国，太空梦想还很微小和低调。这个被命名为“北斗”的计划，诞生之初并未着眼于全球。
最初，中国科学家陈芳允提出了与GPS不同的双星定位理论，用以解决在资金困难时期构建宏大系统的难题。北斗这一宏伟计划，就这样在总参测绘局招待所三层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悄悄开始了。凭着中国人探索精神与务实态度，北斗计划历经周折，厚积薄发，终于，在2000年，第一颗北斗试验卫星得以发射进入太空轨道。
时至今日，北斗系统已经成功发射了7颗卫星，梦想也在逐渐丰满壮大。根据当前的计划，北斗系统预计到2012年共发射12颗工作卫星，完成服务范围覆盖亚太地区的目标；到了2020年，北斗将发射5颗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成为一个向全球提供服务的卫星导航系统。
从当初的“最高机密”，到今日向民用市场推广，北斗计划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而它的故事依然鲜有人知。近日，《中国新闻周刊》独家采访了北斗计划最初的参与者以及核心科学家团队，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围绕这个宏大的太空计划，我们向读者讲述北斗团队的传奇故事，解析它在军事和民用领域的价值，同时也呈现它所面对的优美与忧患并存的前景。
北斗前传
从北京北三环一个普通招待所三楼那个简陋狭小的“游击队”办公室，到今日浩瀚宇宙中七颗北斗导航卫星，北斗计划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理想与挫折，艰辛与荣耀
本刊记者/杨时
71岁的卜庆君有一个半旧的本子。他小心翼翼地翻开，拿出夹着的一页报纸，“你看看这是不是美国和中国谈判的那一篇？”如果不戴眼镜，年逾古稀的卜庆君没办法看清报纸上的文字，但是凭借着剪报的形状，他依旧记得上面的内容。
这些剪报都是关于北斗导航卫星的报道，从新卫星发射成功到中美谈判，他都一一剪下，珍藏起来。
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中国的科学家开始研制中国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后来，这个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导航系统被命名为“北斗”。这一计划从最初的“最高机密”，直到如今逐步推广为民用，已经走过了20多年。曾经的主力科学家已经成为白发苍苍的院士，北斗系统的理论创始人也已经故去。
在这20多年中，卜庆君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位参谋成长为总参谋部测绘局局长，再成为现在的退休老人。作为项目创始人之一，他对于20多年前的事情记忆犹新。
一
1985年，卜庆君受邀参加了在华盛顿举办的“GPS全球定位系统国际运用研讨会”。
“那个会议是在1985年的4月15日到18日。”尽管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卜庆君依然清楚记得具体日期。出发之前，学天文大地专业的卜庆君已经了解GPS的功用和发展情况。但是，外国专家在会议上的发言却让卜庆君提高了警惕。
美国的GPS系统诞生于1973年， 由美国国防部组织研发。在那次研讨会上，除了介绍GPS的前景和用途，美国军方告诉与会者，GPS的编码分为军用和民用两种。在特殊情况下，为了保证国家安全，军方会采取三种措施应对紧急状况：第一，降低对方的导航精度；第二，随时变换编码；第三，进行区域性管理。也就是说，通过以上三种方式，美国军方可以限制国内外用户对GPS的使用。
“这些都是在会议上公开说的。我了解这些之后，就觉得如果我们依靠这个，那我们不是要受制于人吗。”卜庆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
根据掌握的情况，卜庆君撰写了一份报告，其中写道，“对于GPS的发展和应用要跟踪研究，与此同时要发展中国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
但这只是一个梦想，具体怎样开展研究，毫无头绪。
就在同一个月，卜庆君受邀参加了另外一个学术研讨会。中国科学家陈芳允在会议上作了一个在当时听来十分新颖的演讲——“利用两颗卫星就可以解决地面定位问题”，后来被归纳为“双星定位”。卜庆君在会场里坐着，突然意识到这似乎可以用来开展中国导航系统的研究。他找到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讲述了自己的想法。两人一拍即合。
得到鼓励的卜庆君直接去往陈芳允家里。在说明自己的来意之后，陈芳允告诉他，“其实我们自己已经研究了两年。”作为著名的电子学专家，陈芳允和其他同事两年来的研究成为了日后“北斗计划”的奠基理论。
在初次沟通之后，陈芳允开始为卜庆君介绍对此理论有所研究的科学家。他们在北京黄寺附近的一家宾馆组织了一次理论说明会。“大家都觉得可以，我们就决定开始筹备可行性论证。”卜庆君说。
第二年3月，卜庆君起草报告请求国家启动双星定位系统的研究。一个月后，由国家主管部门召开了可行性论证会。“参加会议的人还真不少。铁道部、电信局、交通部、林业局都去了。”卜庆君语气一转，“但是，支持的很少，还是泼冷水的多。”
人们提出了三个质疑：第一，既然有GPS，为什么我们还要搞这个双星定位？第二，我们的技术水平能否达到？第三，我们有没有这个经济实力？
“大家说的确实都是现实问题。从这开始到后来的很多次讨论，都有不同意见。现在回头想想，我很感谢这些意见，让我们必须很谨慎。”卜庆君说。
与会者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美国GPS系统自1973年开始研发，已经耗费上百亿美金，并且承诺向全球提供服务。而此时的中国，走出文革尚不足十年，国民经济仍在困顿之中，人力物力奇缺。
会议进行了热烈甚至是激烈的讨论、争辩，最终，众人从国家战略和特殊时期国家安全的角度，认识到自主研发导航系统的重要性，以及卫星测量手段对国防建设、科研建设的重要意义。很快，参与研发的团队列出了17项重大原始试验专项。
在这之后，从1986年直至1994年的八年时间里，这些科学家一直埋头于理论的推演和专项实验。
二
卫星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充满神秘。
“其实卫星就相当于以前打仗时候的消息树。在一个高地上种棵树，有日本鬼子来了，人们就把那棵树拽倒，另外一边的人就都能看见了。”北斗导航系统工程总师、被誉为中国“卫星之父”的科学家孙家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就是信息传递。卫星另外还有两个功能，即信息获取和导航。”
卫星导航是这些用途中最为复杂的问题。根据科学家的计算，如果围绕着地球发射24颗卫星，形成三个不同的轨道面，编织成一个网络，那么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能同时看到四颗星。美国GPS系统的研发就是依据这个原理。
而与此不同，中国科学家陈芳允所提出的双星定位，是只用两颗卫星即可完成最基本的定位功能。“这是根据中国自己的需求和经济实力设定的，”孙家栋说，“当时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经济实力不够。而且，当时也不需要设计出针对全球的系统。”
于是，科学家们开始致力于研究只用于中国本土的卫星导航系统。自从1986年的会议上人们达成一致之后，导航项目的研究就开始各自向不同部门申请科研经费。然而，北斗计划的正式立项，一直等到1994年。
1994年，所有的前期论证工作基本完成，专家团开始撰写立项申请。因为测量就是定位方向，这个中国的导航计划被命名为“北斗”。
立项工作并非一帆风顺。
遇到的第一个阻力，是从研发之初就困扰着科学家们的经费问题。1995年，有关部门向国务院汇报北斗计划。国务院当时对此计划作出了批示。“批示说，这个计划很重要，但也说钱可能没那么多，是不是可以考虑先搞预研。”卜庆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
所谓预研，是指国家划拨少量款项进行尝试性预先研究工作，而并不能提供充裕资金保证项目的完成。
得知这一指示后，卜庆君坐不住了。当天晚上，他给国家主管部门领导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恳切地说，“咱们可不能再搞预研，这个项目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如果搞预研就等于把这个项目毁了。”
王统业这位领导在电话里劝他不要着急。两天之后的领导例会上，他将卜庆君在电话里的想法说给大家，大家商议之后觉得还是应该尽力申请正式立项。
彼时，中国另外两个卫星计划已经确定，两个计划分别有一颗备份星指标。经过商议，大家决定将前两个计划的备份星指标分给北斗计划使用。“我们和两个卫星计划团队多次商议，如果你们打(卫星)成功了，备份星就不需要了。打不成，你们还得继续找问题呀。所以，就先给我们用好了。”中国卫星导航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北斗计划工程副总师谭述森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
这样的腾挪就使得北斗计划的最初立项不再需要单独划拨资金，这个新生的卫星导航计划终于得以正式立项。此时，美国的GPS系统已经走过快二十年，整体系统已经完成布网，正式开始向全球提供服务。而俄罗斯自己研制的格洛纳斯导航系统已在建设当中。
三
问题接踵而至。
从1985年进行论证开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就一直担任着北斗计划中卫星方面的设计工作。而当北斗计划正式立项之后，正巧赶上航天飞船“神舟”计划开始上马。这样一来，任务一下子加重。在此背景下，相关部门希望将北斗计划的工作迁往上海。
而如果迁往上海，研究工作基本需要重头再来。
“这也是1995年下半年的事。这一年啊……”回忆起那一段往事，很多当事者都不免叹口气。当时，这个调整并未与总参测绘局商议。卜庆君知道之后，直接给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曹刚川的秘书打了一个电话，“你跟曹副总长汇报一下，不能答应这个调整，要不就把计划毁了。”之后，卜庆君又直接找到曹刚川，陈述迁址之弊，争取首长的理解支持。
迁往上海的计划最终没有实施。此时，相关专家已经陆续被调往北京。但是，这些研究浩瀚宇宙的科学家甚至没有一间合适的办公室。“当时房子很紧，来了人都是打游击。”北斗系统副总设计师谭述森说。北斗计划最初的办公室，就设立在总参测绘局招待所的三楼。
“连我现在这办公室的一半大小都没有。”谭述森指着自己40平米的房间说。他到任的时候，办公室一共五个人，狭小的空间内只能将就容下办公桌。
匮乏的不只是办公设施，还有人才。卜庆君曾经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长商量，希望对方能为北斗计划提供几个博士生。对方十分爽快，“你去挑人，他们愿意去，我就放人。”卜庆君赶紧派人到哈工大，每个前来应聘的博士生都会问两个问题，“待遇多少？能解决住房吗？”
而就在他们与博士生洽谈的同时，广东一家企业前来招聘，待遇是月薪五千，另提供一套住房。一个月之后，卜庆君的部下一个博士生都没有招到，只有四五个本科生愿意前往北京。
领导觉得必须解决住房问题，不然没有办法吸引人才。于是，一方面开始着手盖宿舍楼，另一方面开始跑到北京市规划局，提出建立北斗计划总站需要用地。规划局很大方地表示，“你们是保密单位。顺义那边要哪块，我们来安排。”主管领导表示太远，不满意。对方又说，“那就沙河以北，哪块都可以。”
“我们要上地。”
“其实我早就都看过了，就选好了上地。”如今，卜庆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笑呵呵地回忆。但是，上地附近已经完成了规划，无法更改。卜庆君就与位于上地附近的航天城的负责人协调，在共用水电的情况下，划拨出了附近的两块土地作为工作区和生活区。
记得那是1997年1月16日，距离春节还有三天，北斗地面中心的基建经费也最终敲定。
四
就在决策指挥层为这个项目奔忙的同时，北斗研发团队的科学家也一直在进行着自己的工作。他们为自己定出的目标是“保八争七” ——第一颗卫星的发射时间保证在1998年，争取提前到1997年。
但是一切远比设想的要复杂。
由于北斗系统的奠基理论为双星定位，那么地面上的第三个点就需要有精确的地面高程，即地面高低分布的精确数据。对于科学家来说，这个高程数据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化工程。“我们有三十年海量的测绘资料，但这些资料都是纸质的，必须全部数字化。”总参测绘局一位资深专家回忆说，“这就需要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但那个时候，拥有这样的计算机都很困难。”
在总参测绘局局长袁树友少将的记忆中，这项庞大的数字化工程是从1996年开始的。“那时候咱们的银河计算机也满足不了需求，专家还是建议购买国外的设备。”袁树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最终，巨型计算机引入了北斗计划。
在北斗系统筹备之初，这些早已熟悉GPS的科学家为自己提出要求。“导航精度要高，要有自己的创新。”北斗系统副总设计师谭述森说。他所指的创新，是指北斗系统独有的、GPS不具备的短报文通信功能。
“这120个字的短信功能有时候非常重要，用户之间可以互相联系。比如汶川地震的时候，所有通信都断了，救援队就依靠这个功能。”一位院士专家如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除此之外，科学家们还制定了导航反应的标准，在5秒之内必须有所反馈。“其实5秒都会觉得时间长，咱们必须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如果过了几分钟没有导航显示，那你肯定认为这机器坏了。所以从一开始，我们这制定了5秒的标准。”谭述森说。
为了达到这些标准，北斗卫星发射时间推迟了两年。直到2000年10月，北斗导航系统的第一颗卫星才正式送入轨道。而在此六个月之前，北斗系统的理论奠基人陈芳允已经因病去世。
“他去世的时候，我去他家了。唉……”卜庆君老人叹了口气。陈芳允最终没能看到自己的理论成为现实。
时隔两月，第二颗卫星成功发射。此刻，从提出理论，到发射卫星上天，北斗计划已经走过15年。
在最初的双星定位理念实现的同时，北斗总师孙家栋开始把自己的担忧摆上桌面。“当时就担心如果两颗星当中有一颗坏了怎么办。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很为难，无论如何也得向领导汇报。”孙家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于是，经过申请，又补发了两颗备份星。而在一切都看似顺利推进的时候，麻烦再次降临。北斗一期和二期之间衔接的一颗卫星发射成功之后突然全部断电，完全报废。为此，研究团队紧急制定了一个名为“泰山计划”的方案，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当年年底，以保证北斗计划一期和二期的顺利交接。
2003年12月开始，北斗系统正式开通开始向国内用户提供服务。作为测量技术手段，虽然目前北斗系统的应用还远不如GPS一样完善，但以往一直依赖于GPS授时、导航的用户，开始多了一种选择——而这从长远来说，无论是从国家战略层面，还是在经济利益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2007年2月，北斗二代论证会召开，已经退休的很多领导仍到会参加。会议上，专家评估后宣布，当12颗卫星布网完成后，北斗系统的年产值可能达到500亿。
如今，中国军队的导航和授时方式已经逐步由GPS向北斗转换，而金融、电力、渔政和森林防火等民间领域也逐渐尝试使用北斗系统。2010年12月18日，北斗系统成功发射了第七颗卫星。目前，北斗系统进入了卫星发射布网的高峰期。按计划，到2020年，北斗将与GPS一样，成为一个向全球提供服务的卫星导航系统。为人类贡献了“司南”的中华民族，通过北斗计划，进入了定位和授时的宇航时代。 ★
北斗应用：近千亿元的大蛋糕
同世界其他大国一样，卫星导航等许多高新技术往往源于军事，最先用于国防，而最终将主要在民用领域显示其市场价值。中国北斗系统建成以后年产值可达近千亿元，但要在已经被GPS垄断的市场后来居上，则并非易事
本刊记者/彭辉  杨时
美国GPS系统的研发始于1973年，而卫星导航技术引起广泛关注，则要到近二十年以后的海湾战争中。当时，美国的飞机、导弹、水面舰艇等依靠GPS这一撒手锏，发动起一场各军兵种集团作战的战争，向全世界诠释了现代战争的内涵和规则。
随着GPS向民用开放，它所蕴藏的巨大商机被发掘。近年来，中国的卫星导航产业发展迅速，但95%的应用都是建立在美国GPS之上。“如果一旦国际关系生变异或发生战事，殃及中美关系，美国关闭覆盖中国区域的GPS信号，后果将不堪设想。”总参谋部测绘局局长袁树友少将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早有先例可循，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发起人之一、国防科工委原副主任沈荣骏院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96年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的时候，中国军队开展了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在关键时候，发现GPS信号忽然中断。经过专家调查分析，结论是人为造成的信号中断。
“他们干扰你一下，在你的上空加一颗卫星让你打不准，或者让你根本就收不到信号，这是可以做到的。”中科院院士杨元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在这方面的安全隐患非常明显，“我们的电力部门用的是GPS，我们的银行体系、交通体系、电力部门、网络部门、Email用的全是GPS，只要美国人稍微做一点手脚，我们的系统就可能全部瘫痪。更不用说是战略武器，只要人家把时间稍微调整一点，我们的武器就可能同步不起来，会造成巨大失误。”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走访的诸多专家，几乎都强调一点：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战略部门如军事、金融、交通、电力等部门，一定要用中国自己的北斗系统。
军用带动民用
大约从2004年开始，北斗系统逐步在中国军事部门推广使用。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前几年的一次反恐行动，即在喀什地区清剿一个恐怖训练营。“新疆军区领导说，他们当时靠的是两个工具，一个直升机，另一个就是北斗。那个地方地形很复杂，这两样法宝帮助他们解决了问题。”中国卫星导航应用管理中心副主任杨宝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据杨宝峰介绍，目前，北斗系统应用于军队武器，通过该系统提高这些武器的精度。此外，北斗还广泛应用于边防巡逻当中。“比如新疆的边防团，他们出去巡逻别的可以不带，但北斗必须带。通过北斗系统，指挥所可以随时监测掌控情况。”
虽然中国军队越来越多地使用北斗系统，但尚未达至“强制使用”阶段。“因为我们有些装备是从国外进口的，原来的系统就带有GPS。今后，会逐渐从限制过渡到限制、禁止。”杨宝峰说。
但他也指出，研发能够兼容各种系统的用户机将是一个趋势，“我们不完全排除GPS、格洛纳斯，或者伽利略在中国的应用，因为每个系统都有它本身的弱项。所以，我们计划研发一种兼容的用户机，既能接收北斗的信号，又能接收其他系统的信号，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方式。但我们也要强调独立自主性，即在GPS出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北斗不受干扰。”
与其他系统的应用功能相比，北斗一个最具特色的优势是它的短报文通信功能。也就是说，使用GPS可以确定自己的位置，但不能把自己的信息传达出去，而北斗系统通过独有的短信功能，可以向有关方面传达信息。“比如在战争中，通过这一功能，我们不仅知道自己的位置，还能向友邻和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和时间校准等数值。用我们测绘的语言来讲，就是时间基准和空间基准的问题，这对作战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总参测绘局袁树友局长说。
民用市场亟待拓展
2003年，北斗系统应用主管部门上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建议批准北斗系统向民用领域提供服务。
“军队和国防应用的数量相对于系统的民用数量来讲，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北斗全球系统建成之后，民用将占据北斗系统用户总量的95%以上。”北斗系统总工程师孙家栋院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据中国卫星导航应用管理中心常务副主任赵康宁介绍，目前，北斗的用户以集团用户为主。除了国防部门以外，渔政、水文测报、交通运输监控和森林防火部门是北斗的主要用户。在这些部门里，北斗系统的使用占到30%左右。
因为北斗的特点，尤其是其短报文通信的功能，特别得到渔政、水文监测和森林防火部门的青睐。“现在南海、东海等渔政部门主动放弃了GPS，而全部改用北斗了。为什么不用GPS呢？GPS只能告诉你所在位置的经纬度，而在海洋里，光知道经纬度意义不大，周围都是海。但如果使用北斗，如果有台风，渔政部门就可以通知所有渔民；而如果一艘孤独的渔船在茫茫大海上出现危险，也可以通过北斗发短信求助，渔政系统可以立即告诉你离你最近的渔船在什么地方，最快的救援需要多长时间等等。”赵康宁说。
由此可见，北斗系统的优越性在抢险救灾时尤其突出。事实上，普通百姓第一次听闻北斗系统的名字，多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当时，在基础设施损坏、通信中断的情况下，中国卫星导航应用管理中心为救援部队紧急配备了一千多台“北斗一号”终端机，实现了各点位之间、点位与指挥部之间的直线联络，为指挥救灾发挥了重要作用。赵康宁首率救灾小分队跑遍北川、绵竹，“北斗短信快报”使成千上万人获救，至今他一直感慨万千！
除了导航、通信以外，北斗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授时。在军事领域，联合攻击炸弹之所以能够精确地打击目标，是因为其通过卫星定位和高精度授时来对目标进行多维锁定。而在民用领域，精度授时的概念则对金融和电力部门尤其重要。
“我打个比方：假如我们借美国2000亿美元，应该今天的零点之前还，但如果我们在零点零一秒还，一天的利息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差一秒即损失很多钱。”杨元喜院士如此形容精度授时的意义。
而在电力部门，“假如电力传输设备运行时间不同步，轻则运行设备失控，影响正常输供，重则造成整个地区电网瘫痪。”国智恒电力管理科技公司董事长吕建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而且，由于时间不同步，很难及时排查事故原因。”
目前，中国电力行业接收GPS授时信号是免费的，GPS授时终端价格低廉，然而，“免费午餐”意味着美国不承诺对任何应用所产生的问题负责。2007年，曾有某省电网公司对其负责区域的电网GPS授时设备进行检查，发现设备完好率不足60%。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牵头，联合相关企业自主研发了一个“北斗电力全网时间同步管理系统”，这一研究成果正在国家电力电网中推广应用。
少年北斗的烦恼
在2007年2月北斗二代的论证会上，专家论证认为北斗系统建成以后，年产值可达到500亿元。然而，在被 GPS垄断的民用市场，北斗的推广必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急需破解产业困局。
“在全球四大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中，北斗系统的建设经历曲折，但扎实稳健，有着自己“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首先解决中国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有无问题；然后是完善系统功能，扩大工作区域；最后建成中国特色的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但是相比较而言，北斗系统还很年轻，有很多路要走。”总参测绘局局长袁树友局长坦而言之。
国防科工委原副主任沈荣骏院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在1994年立项时，系统的设计最大用户量为80万。而自2003年12月15日，第一代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建成并正式开通运行以来，累计用户数量刚突破7万，这个数字还不到设计容量的十分之一。
整体用户数量少是困扰北斗系统应用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全球四大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中，北斗系统的建设急需破解产业困局。”总参测绘局局长袁树友少将表示。
相当一部分人埋怨北斗系统的终端价格昂贵，而GPS终端物美价廉。事实上，GPS的终端之所以越来越便宜，就是因为用户数量不断上升推动GPS的产业化。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李嘉诚先生的儿子李泽楷先生专程从国外带过来送给我们GPS车载终端，索尼牌的，价格高得不得了，按当时的汇率计算，一台要5万元左右。按照现在的物价计算，我们能买多少台北斗啊？”沈荣骏说，“现在为什么GPS终端便宜了？用户多了嘛！现在全球的GPS用户数以亿计，我们北斗才多少的量啊？”
用户数量和终端价格是一对矛盾，此长彼消，不光影响价格，还直接决定了终端机的大小和款式。随着用户的不断增加，北斗系统也有了手持机，接近手机大小。
“从技术上来讲，其实还主要是产品化的问题。就像电器、手机那样，如果要做得很小、很精细，我们在工艺上还有差距。北斗的终端机要像GPS做的那么小，可能还有一个过程。”赵康宁说。
业内人士的共识是，北斗的应用推广，需要政策和市场的双重努力。“政府应当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制定相关行业政策和产业标准。”孙家栋说。
中国的北斗系统，是上世纪80年代才刚刚实施的航天工程。“特别是2003年，北斗一代系统正式开通服务以来，随着系统应用规模的不断扩大，渐渐需要在国家的层面，要有统一协调组织的机制和机构，以适应迅速发展的卫星导航定位产业。”沈荣骏院士很坦诚。
“北斗系统最终要走向市场，”杨宝峰说，“我们要发射35颗卫星，投资600亿元，这么大的投入，是需要市场支撑的。”他认为，北斗系统的应用在国内市场应占到70%以上才算合理，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并非易事，需付出巨大的努力。
目前，GPS的ICD密码和接收技术向全世界公开，世界各地厂商随时可以制造GPS接收器，GPS不用投一分钱就可以迅速抢占市场。而北斗的ICD码未公开，厂商要生产接收机，必须到有关部门申请，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用户的增加。多头监管带来的内耗，无疑也是体制之痛。
但是，如果ICD密码公开，也可能导致国外厂家率先研发北斗终端机芯片，对刚刚起步的北斗系统民用开发厂商将是个不小的冲击。
如何权衡此间的纠结与矛盾，是摆在北斗系统面前的一个挑战。这一挑战在2012年前后将显得尤为突出。
随着北斗系统的不断扩大，这一庞大系统的管理工作也日渐繁重复杂。美、俄均成立了专门的高层机构，协调管理卫星导航定位与授时，由军方直接管理着卫星导航系统。美国GPS系统即由国家天基PNT执行委员会统一管理，该委员会由美国国防部和交通部共同主持，隶属于白宫，直接协调国务院、内务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国家航空航天局等部门。
“我们也需要在国家层面，组建高于现有各个相关部门的机构，以适应迅速发展的卫星导航定位产业。”沈荣骏坦言。  ★
“天眼”的宇宙江湖
作为导航卫星领域的新兵，中国的北斗计划在面临国际竞争的同时，也要利用规则寻求发展与合作
本刊记者/崔晓火  彭辉
在美国人发射首颗全球定位系统(GPS)卫星32年后，由中国人建造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终于来到了启动的前夜。
然而，北斗系统面对的却是一个逐渐拥挤的轨道空间，这里遵从的是先来后到、对号入座的游戏规则，简单的丛林法则并不能为国际成员抢夺更多的轨道资源。面对人类共有的外太空资源，兼容、互通的轨道频率才是实现全球导航真正无盲区的解决之道。
人造星座
距离我们头顶上空约2万公里的中地球轨道，密布着源自多国的人造星座。
这些“星座”由各国的数十颗卫星组成。它们像图钉一样被准确地“钉”在地球上方的位置上，随地球自转。由于要在任何时间覆盖地球的任意角落，一套正常运作的导航系统需要24颗卫星才可以满足全球用户的需求，因此中地球轨道范围内近年来始终比较拥挤。
现在，这一轨道中就包括了人们熟知的美国GPS全球定位系统。它遍布全球的24颗卫星占据了距离地表20200公里处的6条“黄金轨道”，相当于坐上了头等舱。今天，地球上的任意地点均被4颗GPS卫星同时覆盖，并可以被卫星即时锁定、追踪，和好莱坞影片中的情节一样。
但GPS并非目前唯一正在运行的导航系统。由前苏联启动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格洛纳斯(GLONASS)的24颗卫星和GPS“星座”呈首尾相接，排列于距地面19100公里的轨道。经过多年修复，浓缩了俄罗斯人宇航技术精华的导航系统如今也足以覆盖整个地球，并且俄罗斯仍在投入资金壮大其导航卫星队伍。
就在美、俄两国占据导航卫星区域半壁江山的同时，主要工业国家也在逐步实现其对太空导航资源的占用，就连一部分没有实现导航技术突破的国家也不甘落后，计划于近年启动各自的导航系统，太空势必更加拥挤。
目前，中国的北斗系统已有7颗卫星处于中地球轨道之内，而欧盟主导的“伽利略”系统(Galileo Program)亦有2颗试验性卫星在运行。
一些致力于区域导航的国家也在行动。由日本开发的“准天顶”卫星系统(Quasi-Zenith Satellite System)已于今年9月发射了第一颗卫星，它将用于日本本国的导航。印度区域导航系统的首颗卫星也初步计划于2011年年底发射。
各国导航系统的设计师们深知，经过30多年的开发，轨道中用于安插导航卫星的位置资源已十分有限。然而，他们仍然必须绞尽脑汁想出新办法，为本国的卫星们找到安稳的栖息之地。
“任何一个导航系统，单独运行起来都是脆弱的。目前，各国的导航系统的可靠性仍然不够高，导航卫星仍然容易受到自然或人为的干扰。”多年参与国际导航合作工作的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副主任景贵飞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但是，每个国家都需要本国使用的导航系统是可靠的。”
由于各国对导航系统可靠性的要求极为严苛，尽管美、俄两大系统已经在全球范围运行，但是拥有一套独立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哪怕其功能只是区域性的，对本国的军事、交通、通信等方面来说依然关键。因为一旦主导国家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发生变动，作为用户的其他国家就可能受到极大影响，甚至连自己的武器都可能失效。
高地之争
由于中地球轨道的资源有限，先到位的导航系统，便占据轨道位置最佳、发射频率最稳定的空间，相当于占领了战略高地。
导航卫星的先行者GPS先到先得。美国人的24颗卫星得以均匀地广泛分布在6个轨道面上，每颗卫星均距离地面约1.7万公里。这套系统的卫星可以为地球上任意地点连续发射固定频率的信号。只要普通用户装有便携式接收机，无论身处陆地、海上还是空中，都能收到GPS全球统一的固定信号，民用信号的定位精度是10米。
近年来，GPS经过多次升级，它的军事作战属性让其在武器授时、即时追踪等关键技术方面拥有绝对优势。截至目前，GPS仍是世界上公认的最为成熟和完善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实际上，GPS的绝对优势还体现在它的世界市场占有率，世界上绝大多数用户依赖的仍是GPS的24颗卫星。而中国的很多厂商都根据GPS的参数和接口生产接收器，销售给国内外的用户。尽管GPS不为中国的厂商投资一美元，却有中国境内的许多座工厂为其制造终端。
而在导航技术专家眼中，如果参考GPS系统作为行业领头羊树立的“高标准、严要求”，其他各国导航系统与之还有“若干数量级”的差距。如今，各国只能在美国人占领的轨道资源以外的太空区域布局各自的导航系统。在资源已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各国的腾挪空间也微乎其微，在一定的设计范围内展开“近身肉搏”成为唯一选择，所以各国系统的优劣已并不明显。
作为与GPS共同支撑国际导航系统的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它的24颗卫星分布范围就狭窄许多，仅仅占了3 条轨道上。这种空间布局相对GPS更考验科学家的脑力。
俄罗斯科学家想出的办法是，由于与GPS的轨道平面相差仅1000公里，所以格洛纳斯需要采取与GPS不同的卫星发射频率。而这样的差异恰恰可以让格洛纳斯提高对高纬度地区的覆盖，并进一步防止整个卫星导航系统同时被敌方干扰。
然而，上世纪90年代的运作失效，摧毁了用户对格洛纳斯的信心。在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下滑的国民经济让国家失去了维护其导航系统的能力。在2001年之前，几乎三分之二的格洛纳斯导航卫星因为失修沦为太空废铁。所幸俄罗斯近年来加强了对其导航系统的维护，失效的卫星目前也逐步恢复使用，俄罗斯还将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系统的升级。作为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伙伴，印度也参与到了该系统的投资中。
但格洛纳斯的不幸仍在继续。2010年12月5日，从俄罗斯拜科努尔发射场升空的三颗格伦纳斯导航卫星在升空后偏离轨道，坠落在太平洋。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不久前的国情咨文中曾表示，格洛纳斯导航系统应在年底部署完成。目前看来这已成为不可能完全的任务。
“格洛纳斯系统还是很值得关注，然而各国在看到它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发展后，对这套系统缺乏足够信心，这一点对于系统工程的前景是不小的麻烦。”景贵飞说。
此外，为了优先保证军事用途，格洛纳斯系统目前对外开放的民用信号的定位精度仅为30米，这与GPS系统和北斗系统有较大差距，这一劣势使格洛纳斯在与其他导航系统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下风。
说到导航定位的精度，目前没有任何系统可以和处于实施阶段的伽利略系统相媲美。该系统确定的全球定位精度要比GPS还要精确10倍，误差可达到1米以内。就连中国的导航技术人员也赞叹其设计的完美程度。
“伽利略设计得太完美了，比GPS强，比北斗强，但这样一来它的技术就非常复杂。要把它的功能都实现就很难，并且需要很长时间。”中国卫星导航应用管理中心杨元喜院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欧洲科学家还为伽利略设定了最大限度的兼容，伽利略接收器不仅接受本系统信号，还可以接受GPS和格洛纳斯两大系统的信号，对于渴望获得稳定导航的用户，这种优越性如虎添翼。
然而，欧洲人的伽利略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难与当年俄罗斯人相似。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在伽利略项目的建设预算方面存在十亿欧元左右的资金缺口，这对于尚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欧洲各国都是不小的负担。资金问题令欧洲和世界迟迟见不到号称“完美”的超级系统大发神威，欧洲人的导航系统推进不见起色。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回答《中国新闻周刊》书面采访时透露，伽利略系统的第1和第2颗工作卫星有望在2011年下半年发射，第3、4颗卫星的升空时间也被部署在2012年上半年。
“我们预计将在2014至2015年之间部署18颗导航卫星。届时，一部分初步的导航公共服务项目，例如搜救服务等，将付诸使用。其他商用导航服务将随着导航卫星的进一步增加而适时启用。”这位发言人表示。
但即便欧盟的新一轮计划成功实施，伽利略的启用时间也比最初计划推迟了将近十年。
而相比之下，中国北斗系统建设正稳步推进。虽然中国的导航系统在设计精度上不如欧洲的伽利略，仅为10米，但目前的卫星部署速度让北斗系统得以按计划扩展为世界上第三套正常运行、实用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新兵入列
“北斗”系统的快速崛起受到了包括美国、欧洲各国在内的密切关注。2010年1月以来连续发射5颗北斗工作卫星的计划，更令外界对Compass(北斗系统的英文名称)的战略意图产生了种种联想。
2010年10月在意大利都灵举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第五届大会期间，负责北斗导航系统的中国官员，透露了中国北斗的部署计划和使用频段。
不过，在这次会议上，欧盟官员也表达了对北斗系统在频段使用上的意见。一直为伽利略计划搁置而犯愁的欧洲官员，面对北斗的强势推进态度尴尬。
“在北斗系统计划使用的频段，伽利略系统实际上拥有优先权。我们认为，两套系统在同一频段重叠运行，可能发生有害干扰，还可能引起两套系统的冲突。”欧盟欧洲委员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重申了伽利略的立场。
对此，中方一直坚持自己的意见：按照国际电联的规定和程序，中方对此导航频段的使用具有同等优先权。
据一名知情人透露，有中国学者向欧洲方面提问：“频段重叠等于干扰吗？频段重叠等于不兼容吗？请回答Yes或No。”
这个提问难住了欧洲方面的技术人员，双方争执不下。结果还是国际电信联盟的一位官员介入，才缓和了争论。
曾多次参加国际导航系统协调会议的杨元喜说，在海外参会，最大的感受是但凡听到关于北斗的讨论，几乎都是正面少、负面多，“这是不公平的！”杨元喜说。
“有人把北斗描绘成一个‘trouble maker’(麻烦制造者)或是干扰者。当然，他们不会公开这么讲，但这个潜台词总是让人不舒服。事实上，北斗是贡献者。”一位业内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在观察家看来，欧洲人的为难与伽利略计划推进不顺有直接的关系。
2003年10月，经过近两年的谈判，中欧领导人在第六次首脑峰会期期间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关于民用全球卫星导航(伽利略计划)合作协议》，并于次年进一步签署《中国国家遥感中心和伽利略联合执行体关于伽利略计划合作协议》。按照两份协议的内容，中国政府计划通过向伽利略项目投资2亿欧元的方式，购买伽利略项目的民用导航服务，并参加伽利略的开发项目。伽利略计划一度是中欧之间最大的科技合作项目，中国也成为参加伽利略计划的第一个非欧盟成员国。
然而，伽利略计划的投资方式却于近年来发生转变，欧盟各国从商业投资团体手中全盘接管了严重超支的伽利略(计划中投资为34亿欧元)。近10亿欧元的超支负担以及各国对伽利略的不同意见，让伽利略寸步难行。而此时，北斗却加速超车，双方合作的格局就此改变。
不过目前，中欧双方关于伽利略计划的合作协议依然有效。科技部直属的中国国家遥感中心与欧盟欧洲委员会企业与工业总司之间的交流仍然十分密集，有时几乎每星期都有。
“现在的问题对于伽利略和北斗来说都是利益攸关的问题。我们已经向北斗团队提出了相关建议，双方正在密切磋商。”欧盟欧洲委员会发言人表示。
负责北斗计划的专家坦言，面对中欧导航系统合作的两难境地，没有最佳方案，而只有相对较好的选择。
“双方竞争目前仍然存在。”景贵飞表示，“但现在需要通过双边和多边会谈解决的主要问题：一旦系统建成，北斗和伽利略、GPS、甚至格洛纳斯之间，究竟是替代还是互补。”
“在国际导航领域，北斗还是一个刚刚入行的新人。即便未来开放了北斗的接口，北斗依然需要利用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通盘考虑自己在全球导航市场上的发展。”中国卫星导航应用管理中心总工程师柳其许说。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欧盟完全支持中国发展自己的导航系统，两个系统可以通过合作取得积极成果。“在新的合作框架下，双方有新机遇为广大用户提供兼容、互通的导航信息。”
2012年，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将在中国举行年会。杨元喜认为，这给北斗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我想，届时关于北斗如何成为国际导航系统的‘贡献者’的讨论，将会超过关于‘麻烦制造者’的争论。”杨元喜说。
景贵飞也表示，“双方真正的合作才刚刚开始有些味道。”   ★
“卫星之父”谈北斗
——专访“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
“这里头需要有很多技术力量，要靠我们自己。”
本刊记者/杨时  彭辉
需要用一大段的篇幅，才可能较完整地写下孙家栋的头衔。在学术上，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如果结合当今中国科学领域最炙手可热的名词如 “北斗”“嫦娥”，那他是北斗导航卫星第二代应用卫星的工程总师，也是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如果提及荣誉，他是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在1967年成立之初，孙家栋担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技术负责人。从此孙家栋开始与卫星结缘，先后担任了中国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在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100个航天飞行器中，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的就有34颗，被业界公认为中国的“卫星之父”。
2010年底的一天，孙家栋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办公室里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评述北斗计划发展历程以及中国卫星整体发展状况。
中国新闻周刊：卫星导航功能是如何酝酿出来的？
孙家栋：1957年，苏联第一颗卫星上天。在那个年代，上天很不容易，科学家们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怎么将卫星送上去。至于送上去后干什么，当然也有少数科学家证明研究，但重点还是集中在这个梦想—怎么样摆脱地球引力的束缚，即上天。第一颗卫星上天后，老百姓很激动很兴奋，给科学家的震动也很大。
卫星上天后，科学家们就开始想如何让它为人类服务。卫星有三个方面的用途：信息传递、信息获取和导航。信息传递，比如说电视、通信。因为有了卫星，奥运会才能一夜之间传播到世界各地，才能成为一大笔盈利。
所谓的信息获取，就是气象卫星、资源卫星、天文卫星等等。相当于在卫星上装一个照相机，通过这个方法观测地球或者太阳等其他星星。美国刚刚宣布说发现了离地球最近的黑洞，形成的时间也很短，才30多年。这个发现对科学的推动是非常厉害的，这也就是依靠了卫星的信息获取功能。
再往下发展，科学家们就想，卫星发射上去之后，能不能把卫星当成一个自然星体去观察呢？这就讲到了导航问题。人类航海，一开始就是用北斗星来导航，通过测量北斗星的高度来换算出相应的地球纬度。有了人造卫星之后，能不能用它来导航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北斗星离人们很远，角度变化很小。此外，经过人们长期的观察，跟北斗星之间的相对位置是可以换算出来的。而人造卫星围绕地球转动很快，观察计算起来很难。所以带着这个问题，科学家们开始想尽一切办法，动了很多脑筋。
经过大量科学研究之后，科学家们在理论上把这个问题摸索清楚了。一颗卫星传递下来的信号，经过处理以后，与地球的圆面交叉以后，在地面上画个圆环。假设有两颗卫星，就画个圆环，两个圆环一定有两个交叉点，所以当你接到两个卫星的信号的时候，你一定在这两个交叉点的其中一个。假设你能接到三颗卫星的信号，那么第三颗星和这两颗星间又有一个交叉点，你所在那个交叉点一定是三颗星信号的交叉点。就这样，利用天上三四颗卫星传下来的无线信号和地面的关系，经过一些复杂的数学处理以后，就可以做到精确定位。
但这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卫星围绕着地球在动，你怎么样保证随时随地都能看见四颗星呢？所以，光有四颗星是不够的，得围绕地球多打星。这样算来算去，得围绕地球做一个网，这个网里有24颗卫星。
这个理论是美国人先提出来的。美国的GPS卫星导航系统围绕地球发射24颗卫星，就可以保证在人类活动的大部分地区，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同时看到四颗星，可以满足导航定位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美国GPS开始发展的时候，你就有所接触了吗？
孙家栋：那个时候，中国刚刚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初期。1979年邓小平到美国访问，就向美国总统提出来采购两个大项目，一个是通讯卫星，一个是遥感卫星地面接收站。后来，我第一次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到美国去采购通讯卫星。代表团里还有中国科学院和广播电视部的同志。我们在美国停留40多天，和美国航天局的人接触，给我印象特别深。当时，GPS刚开始起步，他们给我们讲，GPS是要提供全球性服务的。事实上，GPS系统也是一步一步不断在调整和改进。一开始，GPS的目的性很强，就是为军事服务，但是办成了以后，美国人就渐渐发现民用领域的作用特别大。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卫星发展过程有什么特点？导航卫星又是如何起步的？
孙家栋：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号上天以后，我感觉国家对于航天事业的指导方针是非常明确的，可以归纳为四个字，就是发展“急用”和“实用”项目。当时，提出来先发展“尖兵”，也就是监控卫星。后来就开始研制返回式卫星。前者是信息传递，后者就是信息获取。在这个基础上，就开始搞通讯卫星，因为部队需要通讯。通讯卫星没上天以前，通讯就靠铁路边上的一排电线杆子。到了80年代初，就开始搞气象卫星。
80年代中期，有科学家开始反复探讨卫星导航问题，我印象最深的，是以陈芳允为代表提出的双星定位理论。结合我们国家的特点，经济实力的情况，以及在国际上的地位，科学家们在一块反复研究这个问题。得出的第一个意见是，我们国家在那个年代暂时还没有建设全球性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需求。其次，要结合国家的经济实力，得有个长远的规划。根据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如果要搞一个全球性的卫星系统，经济上难以承受。第三，那个时候的技术水平也难以保障，如果搞全球的导航定位，技术上需要克服很多困难。
但是，我们也认为，当时国家虽然没有全球性的需要，但从长远考虑，今后建立全球性的导航定位系统，对于本国经济发展一定是需要的。
中国新闻周刊：北斗系统现在开始推广民用，在应用方面，北斗系统面临什么挑战？
孙家栋：我们要给使用者树立信心，比如航天段的保证，不能说今天发六颗星，明天就坏三颗，那么谁还买你这个终端机？另外，地面管理等等也都是一套很复杂的系统，要对用户负责，出现问题要给予及时有效的反馈与服务。此外，不能对军用和民用区别看待。在和平时期，民用其实更重要。
总之，一定要让用户觉得方便可靠。GPS在市场上有如此大的份额，你不可能把他都挤出去。我的想法是，我们要加强和美国GPS的联系，尽量做到互操作，同时不影响我们系统的独立自主。也就是说，让我们的用户机既可以接受GPS的信号，又能接受北斗的信号，两个信号可以同时综合使用，提高精度。如果GPS搞“小动作”，可以把它关闭掉，我们自己的北斗可以独立工作。这种芯片要靠我们自己开发，别人是不可能给你开发的。所以，这里头需要有很多技术力量，要靠我们自己。不过，我想，要开发个芯片也不是什么难事。
我们使用的所有终端设备，要特别强调国产化。假如到了2020年，北斗的产值是四五千个亿，而其中有三千个亿是买外国的零部件回来装的，中国的附加值就一千个亿——咱们千万别干这个事。在这个问题上，国家要下决心。
关于北斗系统的应用，我感觉当前形势还是很好的，各级领导都开始认识到民用领域的重要性。我感觉再有个两三年时间，北斗系统基本组成一个区域网，到那个时候，北斗的应用会达到一个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