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唱老三届 被命运锻造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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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数百万知识青年怀揣理想和激情，奔赴祖国的农村和边疆。

40年的光阴，让“老三届”作为一个特殊名词载入了史册；40年的光阴，让当年的老三届人如今霜染两鬓。面对历史，重新回顾青春的岁月，他们可能会为自己曾经有过的可笑的幼稚和真诚，以及种种无可挽回的闪失和局限而感慨……但是，仅仅沉浸于怀旧的情绪之中是不够的，那会阻碍我们真正地走进历史，容易使回忆走形甚至失真。

“回忆更应该是一种思想、一种触动，而不止于抚摸。”老三届的命运是与共和国的命运胶粘在一起的，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反思，是下一代的营养，也是这一代人特有的生命价值。肖复兴的新著《绝唱老三届》让我们重新审视已经步入退休之年的这一代人40年的生活轨迹。——编者

有一个叫高崇辉的知青

在我们这一代知青中，树立了很多典型。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典型，会看到许多那个时代抹在这一代人心灵深处的影子。当时名震黑龙江的黑龙江鹤岗知青高崇辉，就是其中的一位。

高崇辉1949年出生，和共和国同龄。他是1968年6月22日离开鹤岗到达克山农场的。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医学院的副院长、主治医生。来自家庭的教育，让他从小就相信知识就是力量，渴望读书上大学。来自学校的教育，让他坚定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要把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于是，渴望上大学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需要放在第二位的个人利益。“文革”的到来，让他越发相信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到来，膨胀了早就埋在心里的理想的种子，加之他从小喜欢读科幻小说，更让理想的种子不是破土而生，而是插翅而飞了。因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他当然是首当其冲最早报名要去插队的。

只是，他奔赴北大荒时，父母都未能到火车站为他送行。他的父亲因历史问题正在挨批斗，他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党的号召，临离家前，他还对父亲说应该加强改造。那一年，他19岁，少年不知愁滋味，他并不懂得人世的沧桑，不懂得父亲的痛苦。像许多知青一样，“此行何去，赣江风雪弥漫处”，高崇辉义无反顾而豪情满怀地来到了北大荒。

来到农村，干的第一个活是割谷子，正是八月十五中秋节。当地的老乡一人放六趟垄，知青一人放两趟垄，他和另外一个知青外加一个当地的女的，排在一块地的地头。他开始以为自己中学时练过滑冰和长跑，还是个游泳运动员，在这三人中打头问题不大。谁知，那女的“噌噌”地就跑在头里去了，把他们两个知青无情地甩在后面。他累得腰酸腿疼，人家一个女的回过头来还帮助自己割，这真让他脸面不好看。5里地的一条垄，从早割到晚还没有割完，茫茫田野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不走，他得坚持割完。皓月当头，连饭都没吃，更别说月饼了。他的心里隐隐冒出一丝丝想家的念头，但立刻被他自己冒出的另一个念头连根拔掉了，这个念头就是改造。他确实真心地觉得自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确实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造，用艰苦的劳动把自己这一身细皮嫩肉磨掉。他一直坚持干到下半夜两点。他的手上磨出了血泡，他说要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就要自己给自己加码。

凭着这样的加码的锻炼和改造，两年之后，他成为了干各种农活的一把好手。全克山农场大豆灌袋的冠军，一般一个人每小时灌200袋麻袋，他每小时灌262袋。他以自己干活的态度和本事理所当然当上了农工班的班长和排长。

他就是这样的单纯而真诚，干起活来就不惜命。大冬天里在场院里灌大豆，脚伸在豆子堆里，身上不住地冒汗，脚没法活动却冻僵了。干完活脱鞋，袜子和肉皮都冻在了一起，即使这样，也从来没有耽误干活。脱苞米，一月没脱过衣服睡过一次囫囵觉。一天三班倒，他三班都要干，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老乡心疼地对他说：“你这么干，用不了40岁病就得找你!”他说：“我就是想拿自己试一试，看看全身的力量有多少。”说这话时，他格外真诚，他是以保尔·柯察金在风雨中修路即使病重得浑身发抖也坚持到底的精神激励着自己。

1973年，高崇辉被提升为连长。他觉得自己就像军队里的行武一样，从当兵起一步步干到了连长，他是用自己手上结出的茧身上流出的汗干出来的。

这时候，正时兴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高崇辉这样苦干便自然成为了典型。营里的报道组帮他写了讲用材料，提纲挈领，每件事情前面加一段毛主席语录或豪言壮语，讲用材料便点石成金。高崇辉拿着这份讲用材料从团里讲到师里，一直讲到兵团，红透了整个兵团。当时正在讲扎根边疆，加上这个主题，高崇辉这些苦干实干的实例，就又迸发出了新的火花，材料一下子从北大荒上报到了国务院的知青办，一炮打响，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宣传高崇辉。

此时的高崇辉，已经像是坐上了过山车，由不得自己了。他本来并不想用苦干作为一块往上爬的敲门砖，但是往上的梯子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如果说在讲用之前，高崇辉是走在泥土里；那么，讲用之后则好像走在云端。从天而降的荣誉桂冠，将他本来就膨胀中的一腔热情点火生烟，其实是给自己布下了陷阱。

45万知识青年把最宝贵的青春岁月留在了北大荒的黑土地上

后来的高崇辉常想，这一切并不是我自己要做的，渐渐又那样暗暗的得意，原来的那一份真诚在悄悄地锈蚀。这时候，他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化为讲用的材料，也可以如同颜料，把人涂抹成五彩斑斓的另一副模样。

就在这时，高崇辉恋爱几年的对象吹掉了。下乡前，他们是邻居，高崇辉的父亲是医学院的副院长，女方的父亲是煤矿总公司的头儿，也算是门当户对吧。他们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也算是青梅竹马吧。下乡时他到克山，女方到北安长水河农场。第一次回家探亲，两家大人商定，他们自己也乐意，这门亲事就这样爽快地定了下来。就在高崇辉一路讲用一路红的时候，女友父亲官复原职，便将女儿调回了城市。女友回城后就来信对高崇辉说你也得回城，调动手续我家替你办。但高崇辉当时正是整个北大荒扎根边疆的一面旗帜，他怎么可能为了爱情抛下这面旗帜呢?他写信告诉女友：我不能离开北大荒，我已经下了决心，要扎根边疆一辈子!女友说：你要是不回来，咱们的事就黄!他说黄就黄!一段恋爱曲就这样戛然收尾，这是那个时代的知青典型的爱情。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段夭折的爱情，却又成了新的讲用材料。女友不要，加上后来的大学不上，招工不去，他一步一步走上材料铺就的云端。

1975年初，高崇辉被提升为副团长。他常常要到省里和北京开会。他还太年轻，不知道过犹不及。而此刻政治如密密的浓雾，已经把他团团围住，欲罢不能。推荐上大学的时候，他本来有两次可以争取的机会，一次是北京航空学院，一次是清华大学，上大学一直是他的梦，他的心动了。他找了领导，希望能把握住这两次机会。领导对他讲：“你现在是扎根边疆的典型，你要安心工作，将来是会有前途的!”他不知道这时团中央九大要召开，物色团中央常委，他是被物色对象之一。在“四人帮”被粉碎的前十天，他还带领全省代表团到大寨访问……他不知道这看似一步步走向辉煌的顶峰，实际是在一步步走向危险的悬崖。

“四人帮”倒台之后，以前的辉煌都成为了罪名。从1976年11月到1979年4月，在两年零五个月的时间里，各级清查小组团团地包围着高崇辉。他充满痛苦和迷惑：“难道我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坏人?难道我一腔热情地从城市来到北大荒玩命地干活，倒干出问题来了?难道你们想把我捧上天就捧上天，想把我摔下地就摔下地?我只是一只玩偶和风筝?”他没有想到，这一切其实是这一代人所付出真诚的必然代价。这种真诚，自有其可爱的一面，更有其幼稚的一面，所以才容易受骗，才容易将真诚作为了一粒狂热的种子而煽动起背道而驰的狂潮。

一张张已经泛黄的老照片里，记录着这一代人曾经激荡的青春往事，记录着那些艰难困苦中的豪情与苦涩，欢笑与泪水。

在这两年零五个月的清查时间里，唯一能给高崇辉安慰的，是他赢得了一份难得的爱情。有时，命运就是这样的奇怪，在艰难不如意的时候，爱情却像一株小草，从看不见的缝隙中生长出来。上帝在安排人的命运时，大概都是给你痛苦和磨难的时候，也会同时给你一份在平常日子里所没有的幸福，让你寻得生命的平衡。

其实在1976年高崇辉被清查之前，他已经有了一个对象，也是鹤岗的知青。每次回家探亲时，他常到她家去，由于当时他是上了报纸电台的名人，她的父亲对女儿说：高崇辉将来肯定有发展，你要多接触他。他们准备那一年的元旦结婚的，谁想到11月份，高崇辉被隔离审查了，他们的婚事便彻底吹了。

转眼到了1978年下半年，清查小组要他写材料，要的很急。他写完了，来不及抄，正赶上团部文教科的一位上海女知青来，高崇辉无奈中请人家帮忙，话说得有几分凄凉：“清查小组要我写这个材料，要我态度要好。我求你帮个忙，替我抄抄。”

女知青答应得很爽快：“行，我替你抄，再帮你改改!”其实，在这之前，女知青对他就已经关注，抄材料成了他们进一步接触的契机。这一年的年底，女知青要离开北大荒返回上海，临行之际，她主动提出要和高崇辉交朋友。

这似乎很难让高崇辉相信，上海女知青似乎早料到他会这样，她很坚决而且考虑得很长远地对他说：“你要是以后站起来，我再回来。站不起来，就和我一起回上海。”这一瞬间，高崇辉很感动。两年后，1980年的春节，高崇辉和她结婚了。

而就在1979年4月，高崇辉的命运再次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当时省委书记到北京开会，在飞机上与省团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部长相遇，随便聊起天来，就顺便问起高崇辉，这位团委书记说高崇辉还在被清查。省委书记又问宣传部部长到北京干吗去?宣传部部长说，粉碎“四人帮”后全国青联要恢复第一次开会，要各省报青联委员的名单。省委书记对宣传部长说：你下飞机立刻买机票回去，到农场了解高崇辉的情况，如果情况属实，名单换掉，青联委员的名单报他!

就这样，高崇辉成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届全国青联委员，他所有的职务重新恢复。1979年，他参加全国青联代表团到英美法和西德等国访问。但这一切并没有妨碍他办到上海与妻子团聚的决心，他对似乎是失而复得的这一切，也没有了年轻时的激动，乃至感激。他在沉浮的命运之间，想到关于生命，关于思想，关于人生的许多。

1986年底，高崇辉来到了上海，这一年，他37岁。青春已经逝去，曾经拥有过的光彩也已经逝去。如同浩瀚海洋一般的大上海立刻将他吞没。一切，他要从头再来。

他愿意做些实事，这样才能证明自己人生的价值。以前的一切是已经翻过页的书，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评说，下一页他想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应该说，他干得不错。这就是这一代人的能力，也是这一代人的素养。无论社会如何对待，无论时代如何颠簸，无论命运如何沉浮，这一代人总是实干着，上要对得起良心，下要对得起人民。

他在上海农场局下属的粮油公司担任副经理兼经营部的主任，这个粮油公司在他上任前是有名的烂摊子，三年的时间，他使公司的利润翻了两番。公司从分配的十套房子里，拿出一套给他，作为对他工作的肯定和奖励。但他拒绝了，他说房子正紧张，我能要吗?这样拿了房子，以后还怎么工作?

他还说：“当初，我想的是要为革命，但那个革命太空洞了。现在，我想的是为老百姓。老百姓总比空洞的革命要实际得多了。”说出这话来，他显得并不轻松。从空洞到实际，他从19岁走到40多岁，走了20多年，这是整整一个青春的季节。

如今，高崇辉58岁了。他对于给予过他荣誉、浸泡过屈辱的北大荒情感复杂，却始终没有改变对于那里的一往情深。北大荒有个基金会，专门帮助困难的老知青，支持北大荒的发展，高崇辉每年给基金会捐赠一万元。

有一年，高崇辉重返北大荒，看到当年待过的生产队的队部那样的老态龙钟、破败不堪，他出资40万，重新修建队部。如今，这个新队部被当地的人们称之为“崇辉楼”。其实，那里只是他留下的一个青春的脚印。

北大荒和他相互难忘，都还在彼此的心中和视野里。 (本文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