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怀沙的“国学大师”之路

帅哥

文怀沙事出之后，学者们称其“无突出学术成就”，中国屈原研究学会的两位副会长更直言“文怀沙没有什么学术论文，所以在研究领域可以说没什么地位。”
那么这位享名多年的“大师”又是如何名满天下的呢？
本刊记者/杨时旸
近日，学者李辉在北京某媒体发文，质疑一直以来被称为“国学大师”的文怀沙存在年龄造假、文革时期入狱原因造假以及学术水准低下等三重问题。一时引起轩然大波。
事后，文怀沙发出书面声明予以解释，但并未做出针对性回应。其“国学大师”的名号成为这次风波中的敏感词，也因这个意外事件开始动摇。
文怀沙如何走上“大师”的神坛？在神坛之上，又有多少利益链条？这些“不为人知”因为这个风波而逐渐浮出水面。
采访过程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联系当事双方、文怀沙弟子，均未得到回应。
从销声匿迹到媒体明星
1986年10月，《上海每周广播电视报》上刊登了一条消息：我国已故著名文学家文怀沙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本期《作家与作品介绍》将播送他生前为电台吟诵和讲解《诗经》中的两首诗：《伯兮》(卫风)和《黍离》(王风)。文怀沙的讲解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对我们理解这两首诗将有所裨益。尤其文怀沙先生的古诗吟诵，用的是我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吟诵方法，对于广大古典诗词爱好者来说，是难得的一饱耳福的机会。
这条有关文怀沙“已故”的消息最先被文的亲友看到，随后上海电台编辑部也得知消息出错。这个错误来源于电台一位名叫马学鸿的编辑，他偶然找到上世纪50年代文怀沙在广播电台讲解《诗经》的录音之后，萌生将录音再次搬进播音室的想法。得知文怀沙的出生年是1910年，且从50年代后，三十多年来没有文怀沙的消息，便认为此人已逝。由此发出了错误消息。
但是，这个不经意的错误却使得文怀沙重新出现在媒体和公众的视线内。
此事发生后，文怀沙致信编辑部请求不要责难相关人员，并以高姿态与当事编辑见面。不久，马学鸿以及电台文学部主任郭在精分别在报刊撰写文章《深情一往唱屈原》和《复活者》，文怀沙的老友峻青也在1988年撰写长文《沙翁复活记》。在文中，峻青陈述了电台出错的前后，以及文怀沙在旧中国击恶扬善、在文革中不屈抗争的故事。
伴随电台节目及相关报道，被人遗忘许久的文怀沙在公众中“复活”了。此后，这段故事，每有媒体采访，文怀沙经常提及。
而至此，在文怀沙公开的履历中，可查的“成就”来自1953年，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文怀沙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当年文在四人中年龄最小。同一时期，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讲《中国古典文学讲座》四年。
而在第一篇“打假”文《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及其他》中，李辉指出当时的历史事实是：“五十年代初，舒芜先生与文怀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一同参与了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工作。据舒芜在《老吾老》(载《万象》2008年第10期)一文中回忆，当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冯雪峰先生，安排编辑部同人各选一种古典名著自任整理，探索“以马列主义指导古典文学整理出版”，其主要工作是校注。……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问世后，随即受到过其他专家的批评，而“‘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
李辉，《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历史文人传记作者，近年来他致力于现当代文学历史钩沉。在研究历史的学者中，他以注重史实资料和扎实的考据而受到业界的尊重。
文怀沙“复活”之后，以研究楚辞专家的身份开始频繁为众多书籍或艺术展览题字，如1989年12月，为《文集书艺》题词；1990年，为《卓然画展》作前言……同时受聘担任西北大学“唐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名誉主席”以及中国诗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
根据文怀沙个人网站的记载，在随后的90年代，文怀沙为各种书籍和纪念活动作序、题跋，多达30多种。除此之外，这些年间，并未发表任何有关《楚辞》的著作。
那时，在为数不多的报道中，文怀沙尚未被称为“国学大师”，仍只是一位高寿的文化界老人。
国学热引发“国学大师”
近日，文怀沙遭受质疑的事件发生后，画家崔自默自愿承担为文怀沙“辩护”的任务。崔自默是著名画家范曾的弟子，而范曾曾称是文怀沙的弟子。文怀沙本人也多次对他人谈及此师承关系。崔自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他1999年于范曾家中与文怀沙结识，从此开始交往，他记得，“国学热之后，文老才被称为国学大师，之前一直称呼楚辞专家。”
“国学热”发生在2000年初，据媒体报道，在2001年的北京市人大会上，有代表提出“大力推进经典诵读工程”的提案，颇受各方关注和重视；在国家教育部2000年制订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明确推荐的古诗文背诵篇目，有140篇之多，《论语》《孟子》《庄子》《荀子》《诗经》等选篇比过去有了明显增加。各地私人和高校设置的国学班风起云涌，直到2004年，孔子故里曲阜市官方举行新中国首次官方祭祀孔子大典，国学热一时达到高潮。
伴随着国学热的升温，年事颇高的文怀沙凭借“近百岁高龄”的神奇，以及上世纪50年代出版《屈原九歌今译》以及在电台开设四年《中国古典文学讲座》的资历，和频繁出席各种活动的知名度，使“国学大师”的光环逐渐花落自身。
“20年前文老在电视里也讲一些东西有一些镜头，但书法等等还不像现在这么出名，出镜率和报道率不像现在这么多。”崔自默对记者分析说，“我认识他以后，重大活动都会请老先生来，书名也请老先生来写。当然老先生岁数很重要，同样一句话，我说就不如文老说出来分量大，民众认为胡子多就是学问大的象征，民众有吹捧大师、锦上添花的习性。”
作为“范曾弟子”“文怀沙徒孙”，崔自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其画室中人流不断，各界人士求其墨宝，对他的恭维和吹捧不绝于耳。崔自默一边为人留字一边指着宣纸说，“我有我的正事，我不关心老先生以前的事情。我感谢像文老这样给过我很多帮助的老先生。”
众人对于文怀沙的吹捧伴随着国学热的升温而高涨。2002年8月，徐刚在《家庭》杂志发表《学富五车的文怀沙》文中将文称为“真正的诗人”，并称文怀沙“以90高龄南北奔行”——-此时文怀沙参与的活动已遍及中国和海外。
2004年，在曲阜孔子祭祀大典的同年，文怀沙个人网站开通，由其弟子专门打理。网站首页，文怀沙长髯飘洒立于光芒万丈中，头条列出文怀沙获得“联合国杰出文化贡献奖”的新闻以及“学术成就管窥”。
自此，文怀沙的“大师”形象经由网络再一次被更多大众得知。并逐步成为了今天的“国学大师”。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

帅哥

“国学大师”的经营之道
在大家在讨论“国学大师”的真伪和标准时，却都忽略了，“国学大师”背后衍生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能点石成金
本刊记者/杨时旸
文怀沙曾不止一次提过，“国学大师”是别人封的，自己却从来没有这么自称过。言下之意，这不能说我“沽名钓誉”。
可是没有自称不等于没有自认为是，并让大家都以为是。短短几年，文怀沙把“国学大师”这个名号经营得风生水起，财源滚滚。
专门经纪公司代理“国学大师”
国学热的出现，让文怀沙有了更多抛头露面的机会。密集的报道和人们对于“国学”知识的缺乏，让大众以为这位留着长髯，经常独自吟唱楚辞的老人是中国硕果仅存的“大师”。
各种活动邀请纷至沓来。崔自默对记者说，“艺术界、文化界、佛教、道教界邀请文老的多了，因为这么大岁数的老先生还有几个啊？虽然有，那些老先生有几个愿意活动的？又有几个有精力活动的？”
在崔自默看来，媒体以及各种有关国学的活动选中文怀沙也有特定的原因。“他愿意参加，其他那些老先生没这个精力、没水平也不行啊。如果一次活动，请你来了，砸锅了，还会请吗？他肯定有点水平吧。所以任何一个人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因素，文老当之无愧。”
“有的老先生有穷酸文人劲儿，谁愿意跟你打交道？什么叫学问，就拿几本书，背几句诗，盗古人姓名就是学问？跟人交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没有两把刷子还敢走江湖？”对于李辉文中提到有人评价文怀沙是“江湖人”，崔自默有自己对“江湖”的理解。
参加各种活动的背后，是“出场费”这个巨大的利益回报。据崔自默说，文怀沙周围有专人为其打理相关活动。
记者调查发现，一家名为“北京燕堂文化有限公司”的机构在2005年11月25日注册成立：文怀沙任最高顾问，其子文斯为法人代表，注册资本50万，主要经营文怀沙书法及图书作品，同时负责文怀沙出席各类活动事宜。它的经营范围基本和目前的娱乐明星的经纪公司无异。
记者致电该公司了解到，文怀沙书法作品价格为“每平尺一万五千元”。一位熟悉行情的文化经纪人告诉记者，“这是相当高的价格了”。国内著名书法家刘炳森生前书法价格，最高时仅约在每平尺八千到一万元。
当记者向公司相关人员问及邀请文怀沙出席活动的嘉宾费用时，对方表示，要先发传真，再根据活动具体考虑。
《四部文明》是如何编撰的？
除出席活动获取出场费，以及书法销售之外，文怀沙另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来自图书售卖。
在文怀沙本人回应李辉的短短200字言中，对自己学术成就的自辩来自两个部分：堪留赠后贤及我不认识之子孙，已公开刊布者有：“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及《四部文明》二百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知我，罪我，有书为证，乌足道？
而《四部文明》也是其最为重要的搏“大师”之名的压宝之作。《四部文明》包括《商周文明卷》《秦汉文明卷》《魏晋南北朝文明卷》以及《隋唐文明卷》，共计二百册，一亿四千万字。文怀沙称此书是“对于《四库全书》歪曲篡改古籍的一次修正”。
近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自称是参与此书编辑工作的前任人员，并向记者爆料了该书的编纂过程。本刊尚无法核实这些信息的准确性，他告诉记者，自己为江苏人，曾在西安读大学，英语专业。现已回到淮阴从事贸易工作。
该爆料者称，2004年底他在网上看到“汉唐文明编委会”的招聘信息，对方拟聘“编辑和计算机操作员”，他记得招聘中，对“编辑”并无特别要求，“大概是要求高中以上学历，没有对古文有特别要求”。
2005年初，他并进入汉唐文明编委会的编辑团队。“当时就叫编委会，在西安。有编辑部、计算机操作部之类的部门，我们每天的工作是把线装古书的线剪断，根据老板的要求，按照一定顺序扫描、复印，通过电脑把字的黑框修一修。工作就是用剪刀和尺子。”该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每个月薪水700块，中午管一顿饭。编辑部三四个人，整个单位最多的时候八九个人。薪水最高的一千到一千二百元。”
“文怀沙去过我们那一次，相当于参观，也没说工作的事，也没看那些书。”爆料人称，“我们都不知道文怀沙是谁，工作人员里除了老板没人对那些古书感兴趣。”爆料者所说的老板名叫傅光，是西北大学文学院的教师，据资料称傅光的父亲是研究杜甫的学者，是文怀沙曾经的狱友。
爆料者称他进入编委会时，《隋唐文明》刚刚进入销售环节，他因帮助老板打印购买清单，了解到购买者包括香港、澳门等地的大学以及国内某些著名企业。价格每套三万八千元，有时可以打八折或七折。
2007年11月，《四部文明》出版，首发式场面宏大，政界学界诸多知名人士参加。《四部文明》还有一个独立的网站，明确写着“由‘国学大师’文怀沙主编”，“限量发行一千套。售价八万八千元，接受全球订购。”
“我在那工作了6个月，知道那样编出的书竟卖到那么贵，所以我想告诉大家这些(真相)。”这位爆料者说。
现在，仍然可以通过网络检索到此书的编纂单位，“编委会”已命名为“陕西震旦汉唐研究院”。在2007年1月时，该研究院还在招聘新人，其中中英文编辑的要求为“大专以上学历”。
记者致电其独家销售公司，对方表示，“《四部文明》中的《隋唐文明》卷和先前出版的内容大致一样，只是字体有所更改。如果购买全套，最低价可打八折。邮费由公司承担。”
他告诉记者，“《四部文明》已经销售出200多套，送礼送了200多套，现在所剩不多。”《四部文明》的网站显示，受赠人中包括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
(实习生李响亦有贡献)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

帅哥

朱大可：这是一次文坛的“清理门户”行动
那些真正的大师，也需要进行“去魅化”处理。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大众狂欢，而更像是知识界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清算
本刊记者/丁尘馨
这次学者李辉揭文怀沙造假事件，虽然如此前其他文化事件一样，“名人效应”迅速在媒体和社会间引起巨大反响。可不同之处却在于，不仅仅在坊间，来自学术界的反响更为强烈，这实际上体现了知识界对自身更深的追讨与反思。
从这点来说，也许学界还需要更多的如李辉的“挑事者”。
为此，本刊专访了文化批评学者朱大可，作为长期从事中国文化现象观察的学者，他时常也是那个“挑事者”的角色。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大众狂欢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李辉揭文怀沙“造假”之事，看似一个带有正义理由的文人笔仗，此前这类事极少发生，你觉得，它和曾经风行的文化人因观点不同，通过媒体就事件观点互相争论的情形有什么不同？
朱大可：李辉是负责任的传记作家，他的质疑，代表许多文坛老人的看法，并且(这个看法)至少已经在文坛流行了二三十年之久，因为早在80年代， 我就已经听过类似的传言，但大多数人也就一笑了之而已。
此事酿成轩然大波的原因，不仅在于文怀沙遇到了李辉这种执着探究的作家，而且缘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人们对“大师”泛滥的现状，已经忍无可忍。
这是一次文坛的“清理门户”行动。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比当年的“赵忠祥事件”，同为揭丑，从神坛上“揭露”被神化者的“真实面目”，同样涉及作风问题，这次大家关注的重点似乎更倾向“国学”与“大师”的真伪，你认为两者有什么不同？
朱大可：文怀沙的“大师门”跟“赵饶事件”相比，似乎有很大的相似性：首先，它们都跟情色有关；其次，主人公都是威权体制下的国家主义精英。在一个民粹主义盛行的年代，任何对精英的打击，都会引发民众的兴奋。
但跟以前有所不同的是，这次的“揭秘者”和后续批评者，都不是普通网民，而是文坛知识分子。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大众狂欢，而更像是知识界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清算。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这次揭露文大师事件中，他被拉下神坛的“社会意义”？
朱大可：在辽阔的废墟面前，“大师”就像京剧演员行头上的塑料珠子，散发出文化繁荣的虚假气息。一方面是文化溃败，一方面却是“大师”泛滥，这种矛盾而荒谬的现象，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奇观。
政府、媒体和大众本身，都应当对这种“伪大师现象”承担责任。
那些文化职能部门封了许多名不副实的“大师”，是导致“大师”泛滥的直接原因；媒体记者的大肆炒作，进一步加剧了伪大师群体的恶性繁殖。李辉的文章，虽然对文怀沙而言有点过激，但有助于推动人们对中国文化现状做出必要的反思。就是，那些真正的大师，也需要进行“去魅化”处理，也就是破解关于他们的文化神话，还原其作为人的本来面目；而对于那些伪大师，则更应当予以揭露。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欺瞒和粉饰历史之嫌，这件事里有两个问题应该引起思考，一是“国学”之乱；二是“大师”之乱。“大师”之乱出现更早，在历史上，中文“大师”一词，它的由来和演变是否有迹可寻？
朱大可：“大师”一词源于先秦，本来是一种官职，后来被佛典翻译家借用于佛教中梵文“Sastr”的译名，为精神导师之义。在世俗社会中，这个词被用来喻指那些有突出成就、受到社会公认且德高望重之士。
历史上从来没有官方封赐文化大师的先例，因为它必须获得学界和民间的共识，那些被御赐和官封的“大师”，要是被民众认定为“伪劣产品”，只能是咎由自取。
中国新闻周刊：“国学”之乱应始于“国学热”之后，“国学”从此与传统文化几乎划为等号，当下“国学”应如何概念？
朱大可：“国学”无非就是“华夏民族的传统精英文化研究”的一种称谓，就目前的低水准现状而言，它只可能是一种粗陋的学问，而难以发育为伟大的精神指南，更不能解决我们今天的价值困境。
爬到“国学”故纸堆里去寻找民族未来，无异于缘木求鱼。
国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有关传统文化的知识，帮助我们机智地重新阐释和评估历史遗产。但它现在却变得更像是一种“官学”，成为国家主义学术的代名词，蕴含着“国”而不“学”的学术危机。
文怀沙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新闻周刊：“国学大师”之于社会、或学术的价值应是什么？
朱大可：在一个开放性的现代社会，一个真正的国学大师，不能仅仅是通俗化的阐释者，犹如“百家讲坛”所推出的那种说书人，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体系的设计者，并且能够成为人们在某个领域的精神导师和意见领袖。但我对此没有任何奢望。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大师的诞生概率几乎为零。且让我们等待这个奇迹的发生吧。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学校的“学术造假”和“大师”的混乱有异曲同工之处。其中不乏如李辉的打假之人，被揭的“名教授”也不在少数，混乱却始终依然。为什么这次文怀沙却被“撞上满怀”？
朱大可：李辉的发难，完全基于中国学术的恶劣现状。文怀沙只是大面积学术造假现象中的冰山一角而已。他被挑出来说事，算是他“运气”不佳。这样的故事，其实到处在发生，而且情形往往更为恶劣，以致有人认为，与那些造假者相比，文氏还算是一个“好人”，他无非就是贪慕女色，有点虚荣而已，还谈不上作恶。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李辉“打假”，对于社会、媒体、学者和欺世盗名者，可以提供的借鉴和反思是什么？
朱大可：这场打假行为似乎正在泛化为一种对“大师”的全面反思。
在此前后，对刘海粟和余秋雨的质疑，已经此起彼伏了。李辉提供了一个榜样，就是对那些需要质疑的事物，应当本着学术、考据和调研的精神，抓住不放，追问到底。
我唯一担心的是，学术清查和个人私生活之间的界限，不应当被打乱，否则，学术打假，终究会沦为学术暴力。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