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谈2012年春运：31亿人次的时代洪流

民航

　2012-02-02 《人民日报》 张铁

“舆情扫描”

　　31.58亿人次，2012年春运，将再次改写纪录。与过去很多次春运一样，一票难求的境况、恶劣天气的影响、交通安全的举措等，都会成为一时的舆论焦点。而今年，因为铁路网络售票、实名验票等创新举措，也引发更有时代气息的讨论。然而，无论是赞赏、建议还是质疑，背后都有着同样的“潜问题”：春运的压力，还要持续多少年？

　　春运——“春节客运”的简称，可谓当今世界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人口迁徙。由无数普通人构成的这一迁徙行为，既是很多人生存状态的凸显，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写照。于个人，在追逐更广阔生存空间的同时，如何面对户籍等管理制度的羁绊、如何安放萦绕于怀的乡愁？于社会，在不断向前的滚滚车轮中，如何协调地区之间的差异、填补城乡之间的鸿沟、调整速度效率的关系？这些，都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本期“时事观察”，把春运放入时代的景深、世界的视野、社会的镜头，看看这一“中国式人口迁徙”折射出的历史、现实和未来。

“深度透视”

春运有多长的历史

　　1953年就有“春节客运”之说，改革开放后，春运人流随着经济发展持续上升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人因各种原因离开家乡，就有了春节前后人口的大规模流动。1953年2月，“春节客运”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消息中：“铁道部指示各局做好春节客运。”1957年，《人民日报》还发表题为《春节期间的交通问题》的社论：“要把这么多的旅客，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运送到他们的家里去过春节，节后再把他们运回工作岗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改革开放之后，“春运”二字在1981年3月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标题上。当年，铁路春运两个月运客1．21亿人次。从此，春运成为春节期间的一个关键词，而春运的客流，也随着经济的发展持续走高。1994年，春运期间的全国客运量超过10亿人次；2006年客流量突破20亿；而今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0亿。春运客流增长的“加速度”，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

国外是否也有“春运式迁徙”

　　或分时度假、或发展交通、或错峰出行，发达国家应对节日客流各有所长

　　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节日和假期，也都会在不同时间形成集中的客流。据《北京晚报》报道，在美国，感恩节到圣诞节这段时期是家庭团聚的日子，也是交通最繁忙的一段时期。不过，一方面，很多人会选择把自己的年假放在这两个节日前后，在出行和回程日期上能够错开运输瓶颈。另一方面，美国的枢纽城市也比较多，客流不会过分集中在一两个城市。

　　法国职员每年有五到六周的自由休假时间。法国国内被分成三个地区，各地区休假时间不同，从而避免人群在同一时间内大规模流动，也能减少人们外出休假时遭遇无人服务的尴尬。

　　日本的返乡客流大致集中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和公历新年，乘坐火车是日本人的出行首选。日本铁路不仅技术成熟、运行稳定，而且车次极多，完全可以满足在各地工作和居住的旅客们回家团聚的往来需要，所以基本感觉不到因乘客多而产生的乘车压力。

是什么推动数亿人舟车劳顿

　　春运是中国几十年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集中反映，也体现出文化观念的碰撞

　　春运与其说是一场因节日而来的人口迁徙，不如说是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人口流动的爆发式体现。庞大的春运人流中，无论是“民工流”、“探亲流”还是“学生流”，都是为拓展生存空间、提高生活质量而在工作场所、临时居住地与原住地之间的钟摆型流动。而与这一钟摆相伴随的，还有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空间、社会地位上的流动。

　　春运人流在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迁徙，同样也体现着中国在发展中的不均衡。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正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双重变革。无论是发展中的区域差距，还是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结构，都使得资源更多地向先发地区倾斜，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规模化的人口迁徙。

　　从文化上看，春运也体现中国文化中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与融合：一方面，“家”作为社会关系的核心仍蕴含深厚意义，亲情、团圆等价值仍为人重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大潮中，追求个人价值的完成、个人利益的实现，也在某种程度上挑战着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

观点分析

缓解春运压力需“系统性发育”

　　春运的紧张状况，不可能仅仅依靠交通运输的发展来缓解。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集中反映，春运也同样需要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发育”。

　　目前，造成很大一部分春运客流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大量的劳动力则来自四川、河南等人口大省。可以通过产业布局的调整，进一步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和崛起。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将使劳动力迁徙的距离缩短、成本降低。

　　2011年，我国大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51.27%，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已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但现实中，较之快速推进的空间城市化，人的城市化仍相对滞后。从长远看，城市化的最终目的应是让更多农业人口在城市中稳定地居住下来，这也必然会减少目前存在于城乡之间的往返式规律性流动，进而缓解春运压力。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还需要在户籍制度、收入分配等方面不断进行调整，一方面降低入籍门槛和生活成本，减少“落差”带来的人口流动；另一方面，不断扩大中产阶级比重，形成橄榄型的稳定社会结构，减少社会阶层之间大规模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