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运十到中华之星的悲剧看悲哀的中国特色传统(剖析我国科技国防体制问题)

帅哥

运十研制的成功，不仅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协作，使我国拥有了自己制造大飞机的技术。最难能可贵的还在于培养和锻炼了队伍，为进一步发展我国民机工业打下了基础。这是我国航空界的一笔宝贵财富。 　　运十这个技术平台的出现，使我们在大型航空器上有了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尽管这个新生儿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改进、发展，最终走出自己的辉煌。有了这个平台，我们就可以发展出各种变型机：预警机、加油机、空中指挥机、侦察机……前途不可限量。 　　可是，当运十还差３０００万经费就可以完成全部实验时，放弃了，夭折了，永远也没有重返蓝天的机会了。中国人在大飞机上的自主创新就此戛然而止，刚刚开了头却又煞了尾。 　　区区三千万人民币，还不及一架引进客机价格的五分之一，不及一个大贪官贪污贿赂的零头，不及一个大奸商搜刮社会财富后买一栋豪宅的价钱，不及一个港台艺人一年在大陆赚走的钱，不及引进大批美欧客机所付出的人员商务、培训、资料巨额费用的若干，它却可以支持运十继续飞下去，对比８０年代初期各部委在深圳投资办企业、搞房产，动辄就是若干亿，航空工业部也不例外，为什么对这样一个具有更深远、更重大意义的产品，却如此吝啬。 　　为什么？是国内那帮贵族、帮闲、奴才人等，一口咬定的运十“又老又丑”，什么６０年代产品呀、什么仿制波音７０７呀、什么资金无底洞呀、什么民航不订货没有市场呀、一大堆的叽里咕噜么？ 　　统统不是，那是因为我们自轻自贱的自卑心理和美国人的一个阴谋。 　　当时，就在运十上天之前的１９７９年，我们就在与麦道公司谈判。美国提出与共同生产麦道公司的ＭＤ- ８２飞机，而这个项目的最大障碍，就是运十。于是，美国人在用尽一切阴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之后。 　　他们赢了。 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３日，在锦江小礼堂，美国麦道公司与上海航空工业公司签下协议，由麦道公司转让技术，供上海在购买配套件基础上生产ＭＤ- ８２飞机，５年内生产２５—４０架，全部供给国内民航公司使用。１９８６年，运十停飞。波音用一点可怜的银子收买了一个汉奸，兵不血刃赢得了一场超过商战范围的商战。 　　事后他们还洋洋得意地说：“因为上海搞过运十，我们才与上海合作，如果不扳倒运十，美国飞机就不好打进中国。” 　　那我们是否就如愿以偿地用市场换来了梦寐以求的技术呢？后来，我们和美国人的那桩婚事也吹了，美国人随便找了个借口，甩了咱。先是众所周知的１９８９年**。再后来的１９９６年１２月，波音公司'吃’下了麦道公司，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并购案。我们在上海的麦道装配线也就走上了绝路。连没有半点知识产权，给人打杂跑腿的“零工”也做不成了。 　　纵观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同甘共苦——喜新厌旧——见异思迁——始乱终弃——最终又被别人抛弃”的俗透了的三角恋关系。 　　话说又回来了，只要你自己忠于爱情，忠于伴侣，坐怀不乱。不管那美国骚货抛什么媚眼，泄什么春光，又奈我何呢？ 　　不幸的是，咱们掌权的肉食者们大都是陈世美的嫡传弟子，深得其负心绝情的真传。民航总局当年不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坚决拒绝接收哪怕一架运十，非洋妞不要么？ 　　运十一共有两架原型机，一架做了静力实验，一架至今还在上海大场机场，任凭风吹雨打。原准备做第三架运十的价值数千万元的材料的最后结局，是为上海飞机制造厂和麦道合作作准备，练铆钉枪用了！ 　　运十被自己人枪毙了。至此，十年辛苦功亏一篑，５亿多人民币的投资付诸东流，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一支人才队伍，也散了。 　　运十的历程，可以用一个词形容，悲壮。所谓壮者，壮其在中华民族自主发展航空工业的道路上所秉承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一贯作风，壮其使当时中国的民用航空器的研制水平，达到了与世界航空巨头美、苏、欧洲比肩的高度，壮其确确实实地填补了中国大型客机研制的空白。所谓悲者，悲其在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情况下黯然下马，悲其在下马之后中国的民用航空工业竟然近二十年无法拿出与运十成就相若的东西，悲其之后中国的民用航空数百亿外汇的市场被美、欧瓜分。 　　我们得到的，唯有教训，唯有无穷无尽的痛苦跟长叹。曾经１５年的差距变成了５０年的差距，历史走了一圈，又回到它的起点。 　　运十总设计师程不时老人于９０年代提前４年退休。老人还在他那间不足５０平方米的房间里继续着他的航空梦。 　　今天，“十一五”规划又将造大飞机提上议程。但是，我想说的是，若不彻彻底底的改革我们的航空科研体制，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将是重复昨天走过的老路，继续浪费公共资源和辜负人民的期望。 　　２００６年６月３日在安徽东部广德县柏垫镇一架空军“运输机”撞山失事，机上４０人全部遇难。网上对此说法不一，有说是普通运输机的，有说是为解放军新研制的空军预警机的，还有说是传说中的“空军航空公司”用自己无战备任务的运输机拉民航客户的。至于事故原因，有说是间谍破坏，有说是天气原因，还有说是机械故障。 　　从目前军方和高层的反应来看，可以确定是新研制的空军预警机。在分析胡锦涛致的唁电中所用的措辞就可得出结论： 　　人员：唁电中用“机上人员”、“遇难人员”，而非“遇难官兵”，说明遇难者并非全部是在籍军方人士；唁电中“以身殉职”、“恪尽职守”，说明遇难者为公职人员；唁电中“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说明为与军队相关的公职人员；唁电中“不畏艰难、恪尽职守”表明为有任务的公职人员，而且是面临艰难的与军队相关的公职人员，另从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郭伯雄在胡锦涛作出指示后于当天亲赴现场，可以佐证为重要的军事技术研究或制造人员。“重要贡献 ”、“功绩”也印证了这一点。 　　这次损失的是我们在费尔康预警机事件后，倾注了举国之力的“争气机”和３５名人员精英级的我军电子专家，相关军事技术研究或制造将严重滞后。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这次坠机事件，其实是一桩由二十年前的一架飞机引发的惊天血案。最根本的原因要追溯到当年运十的下马。 　　众所周知，飞机是极精密的高科技产品，随便掉一颗螺丝都可能导致机毁人亡的惨剧。更何况在运输机上面改装运输机，那是伤筋动骨的大手术。若没有对要改装的运输机深刻、全面的技术了解，贸然改装，必然会埋下事故隐患。然而，我们却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在运十被放弃后，我们丢掉的不仅是钱和时间的问题，我们丢掉的是一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平台！现实的巨大威胁和空军的紧迫需要使我们不得不使用俄罗斯伊尔- ７６大型喷气运输机来改装。然而，对伊尔- ７６，我们又了解多少？ 　　当年印度搞国产预警机时，用的也是别人的技术平台——ＨＳ７４８双发运输机。结果呢？１９９９年发生了一次坠机事故，机上４名试飞员和４名专家全部遇难。最后，印度被迫终止国产预警机计划，转而求购以色列的“费尔康”。 　　历史何其相似！难道我们努力了这么几十年，走了无数弯路，受人白眼，遭人羞辱，吃人闭门羹，挨人耳光，最后还得抱着大把大把的人民的血汗钱，去低声下气地求那北方的邻居么？！ 　　谋杀新预和那四十条汉子的幕后黑手就是当年把运十送上绝路的败家子、洋奴买办！ 　　歼- １１、歼- １０的难产，运十中途夭折，新预坠机的悲剧，所有这一切的根源，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体制，万恶的中国航空科研体制！ 　　“中国的航空科研体制是在前苏联的援助下奠定基础的。当年中苏签订的'航空工业合作协定’中并没有苏联支援我们如何设计飞机的内容。所以，苏联只教了中国如何生产飞机，而没有教我们如何设计飞机。 　　时至今日，中国航空工业仍未走出这个体制。这个体制的关键特点就是从来没有以研发和设计作为整个工业活动流程的龙头，或置于中心地位。平心而论，这种重生产轻研发的航空工业管理体制在五六十年代那个受外部严重威胁的年代里，为中国生产出上万架飞机，为国防作出巨大贡献。但大批量生产苏联设计的飞机的传统不仅导致重生产、轻设计的狭隘心理和价值观，而且航空工业逐渐形成一种长期积淀的'产业文化’，其根本特点就是不相信自主设计，依赖外国设计。“—— 《航空知识》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在运十试飞前，有国家相关部门的官员，所谓的“都是航空方面的专家”，不断追问程不时，“这么大的东西，真的能够飞起来吗？”对于自己的东西，洋奴买办们持根本否定和怀疑的态度。 　　这也是当年为什么美国人略施小计就能将运十扼杀在摇篮里的最根本的原因。 　　犯错误，不要紧。被人骗，也不要紧。最要命的是连承认自己犯错误，承认自己被欺骗，面对现实的最起码的勇气都没有！为了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坚决不肯承认自己受到欺骗，依旧洋洋得意地招摇过市，尽管自己身上一丝不挂。 　　到今天，运十二十周年忌日。二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我们依旧在大飞机上一片空白的时候，官方仍然讳莫如深，三缄其口，不敢就此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不，他们给了的。那就是下文将提到的“中华之星”高速列车。大概他们认为运十在下面孤零零的一个人，太寂寞了。估计是出于内心的愧疚和不安，想要作点补偿吧。于是，他们就把“中华之星”也送了下去，好让死了的运十也有个人陪。 　　“中华之星”是我国从２０００年开始研制，自主设计，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目前时速最高的动力机车。 　　２００２年底，这种国产高速列车“中华之星”在秦沈客运专线进行正线试验时，曾经创造了每小时３２１. ５公里的“中国铁路第一速”。 　　但从２００４年开始，“中华之星”迅速从新闻中消失了。在日本、法国、加拿大和德国的高速动车组纷纷中标中国铁道部采购项目的时候，却见不到“中华之星”的身影。因为它甚至连投标的资格都没——２００４年铁道部《时速２００公里铁路动车组项目投标邀请书》规定，此项目合格投标人应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具备铁路动车组制造能力，并获得拥有成熟的时速２００公里铁路动车组设计和制造技术的国外合作方技术支持的中国制造企业（含中外合资企业）”。 　　而中华之星就在面前，５０万公里无故障的运营，居然连投标的资格都没有，世界上从来没有像国铁道部这帮买办这么丢人现眼的招标条件——纯粹的民族企业就没有资格。 　　虽然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可靠性还不高，与国外技术水平还有相当的差距。但是，“中华之星”的意义更深层次在于通过这一项目，中国毕竟有了自己的技术开发基础和高速铁路技术平台。 　　“中华之星”成了划过天际的一颗流星，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在心里默默许个愿吧。 　　谁的眼泪在飞，是不是流星的眼泪？ 　　当运十在下面见到“中华之星的时候，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兄弟啊，怎么你也下来了？” 　　“没办法啊，我们铁道部也出了个像你们民航总局的沈图（运十下马最大的”功臣“，前民航总局局长，受波音贿赂掐死运１０，受中情局指使毁灭中国的航空事业。８５年离任，８７年因贪污受贿撤消中央委员职务。）一样的内奸啊！” 　　…… 　　战士死于战场，死而无憾——可如果是被身后穿着同样制服的人冷枪打死的呢？被打死之后，还有人造谣说他是自己开枪自杀的。 　　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运十和中华之星的归宿只有两条。 　　一是博物馆。展板，不，应该是墓志铭，都写好了：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们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在艰苦年代里，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创造出运十和中华之星这样震惊世界的伟大奇迹，证明了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 　　二是高考政治考卷。题也出好了：请回答在国产运十运输机和“中华之星”高速列车的研制过程中，是如何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我国是如何实现自主创新的？ 　　１９８４年６月４日，运十的研制单位—上海飞机研究所的２１９位同志联名上书，呼吁不要花巨额外汇去组装ＭＤ８２，建议在运十的基础上发展我国的民航工业。而在１９８１年５月，主管领导部门组织的国内航空工业及经济、冶金等有关方面权威专家５５人对运十实地考察后作出的评审结果也是：“工程不能停、成果不能丢、队伍不能散。”据说，上海飞机研究所也曾打报告，说１９９０年可以造出１６架运十。然而，这些意见没有被采纳。令人更费解的是，国务院在其后的一次常务会议、一次上海会议上明确作出的“自主研制干线飞机”的方针，甚至最高权威人士在１９８１年也两次发出了“今后国内统统用国产飞机”的指令。当时国务院总理***批示：“这是早已决定了的问题，不要再议了，否则一拖又是几年”。都没有算数。这就令人奇怪了，在那时直至今天的中国体制下，什么人说的算数？到底是谁如此胆大妄为，对于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产业项目竟敢停止国家财政拨款而将运十活活饿死在摇篮里？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在发现和解决新问题，而是把旧问题一遍一遍提出来，又一遍一遍解决。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地方跌倒了，从这个地方爬起来，转个身，再跌下去，再起来，再跌下去…… 　　至于说运十下马和中华之星陨落，民航总局，铁道部，航空工业系统，有多少人趁机出国考察，洽谈？进口的过程中，多少人拿了回扣？有多少人拿了人家的小恩小惠、讨了人家的一点残羹冷炙？有多少人成了外国航空制造企业和机车制造业的“朋友”？有多少人借此机会投奔到“万恶的腐朽的垂死的堕落的”资本主义花花世界，乐不思蜀？ 　　非吾辈今日所能知也。 　　说了这么多，还是作个总结吧。 　　这种深入骨髓的自卑和崇洋心理，再加上为眼前小利所惑的短浅目光和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惰性，其结果便是这几十年来中国航空工业在自主研发上的屡战屡败。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在科学技术上的合作、交流，引进技术，亦是发展的必由之路。闭门造车终究是不行的。但是，前提必须是坚持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在这个原则下，可以引进专利，使用国外零部件。但如果没有原则性地一味坚持“拿来主义”，就只能毁掉自主创新。不幸的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依赖引进。没有国外技术这根拐杖，咱们就找不着北了。 　　这样做，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提高军队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和科研实力，但带来的消极影响却是长远而具有毁灭性的。 　　首先，想要娶回这些“洋妞”，“婆家”那里的“彩礼”肯定是人家说了算的。想一想，这倒也是，人家十月怀胎，痛苦分娩，然后又是教育、吃饭、穿衣…… 花了十几年工夫，好不容易培养出这么一位才貌双全的佳人。不管怎么说，彩礼自然得丰厚一点才合情合理。这么好的机会当然要狠狠敲这傻女婿一笔。想新媳妇都快想疯的这些傻女婿才不管呢，砸锅卖铁也好，拆房卖瓦也罢。总之，七拼八凑地弄够了彩礼钱（尽管很可能都是一些硬币、零票。），欢天喜地地抱得美人归。 　　当年美国人卖黑鹰直升机给我们是７００万美元一架，而他们自己的国内售价只有５８７万美元。最惨的是人家台湾，娶不上媳妇（潜艇），就指望那些人贩子（国际军火掮客），好不容易弄来几个荷兰妞（荷兰“旗鱼”级潜艇）。本来刚开始娘家（荷兰威尔顿* 费诺德造船厂）开出的彩礼并不高，可经过人贩子这么转手一卖，价钱一路攀升，最后被抬到近７亿美元。台湾不甘心又怎么样？还得当这个冤大头。 　　再说了，这些洋媳妇也娇贵得很呐。虽然有点本事，可三天两头的老出事儿，一会儿脚软，一会儿头晕，弄不好心脏还有杂音。这边的女婿吓慌了。一个越洋电话打过去，娘家马上派出一支阵容空前强大的医疗队。来个三方会诊后，开出一长串处方：雷达要升级、航电系统要大换血、发动机寿命已到，得换新的……，总共需要医疗费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美元。同时，我方新年大甩买，实行大酬宾，你方可享受九点九九折优惠。傻女婿一看帐单，两眼一黑，两脚一蹬，晕死过去：这狮子大张口啊，我就是当了裤子，也弄不到这么多钱啊。 　　这才想起当年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的糟糠之妻来，想当初啊。 　　这就是在国际军火贸易中赚钱最狠的部分——售后服务（包括维修、升级、提供零部件等。）只要我们一天没有实现该装备的国产化，自主化，我们就不得不受制于人，仰人鼻息。 　　总之，在高科技主战装备上严重依赖于引进，别的不说，在经济上就只能任人宰割，漫天要价。长此以往，中国人的血汗钱养肥了国外的军火巨头，而国内的军工企业却老的老，残的残，垮的垮。 　　其次，一旦发生战争，武器供应国站在你这一边还好说。可万一人家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卡你脖子，在背后捅你那最致命的一刀呢？ 　　别天真烂漫地以为人家现在和你勾肩搭背，眼泪汪汪，称兄道弟，关系暧昧，比亲兄弟还亲，恨不得同穿一条裤子。在涉及到根本的国家利益冲突时，谁管你的死活啊？沉默、中立都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没有翻脸不认人、反目成仇就要烧高香了。还是人家英国人老谋深算，明事理：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尽管过于残酷，但这个世界国与国之间的游戏规则就是如此。 　　１９８２年，英阿马岛之战。 　　为什么马尔维纳斯群岛就在阿根廷的家门口，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却败了。而英国特混舰队绕了半个地球而来，劳师远征，却胜了。是何道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便是阿根廷在主战装备上严重依赖国外，受制于人。 　　阿根廷首先是战争准备不足，占领马岛之后，便寄希望于美国干爹的调停。可你想一下，你要是美国总统，你怎么办？一个是南美洲的干儿子，一个是欧洲的亲表姐，你帮谁？ 　　当时英国首相，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在战争爆发后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将取胜的所有希望全部寄托在美国人身上。” 是的，北美洲的小表弟没有让她失望。美国向英国的“鹞”式战斗机提供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响尾蛇”空空导弹，并且在所有方面全力支持英国打赢这场战争。 　　战争打响后，阿根廷唯一能对英国舰队构成重大威胁的便是战前购于法国的“飞鱼”反舰导弹。该导弹在战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击沉击伤英舰数艘。最经典的战例莫过于阿根廷的“超军旗”攻击机发射“飞鱼”导弹击沉英国“谢尔菲德号”导弹驱逐舰，从此改变了海战的模式。但是，阿根廷的“飞鱼”导弹只有可怜兮兮的几枚。导弹用完之后，阿军飞机就只能挂上普通炸弹去攻击英国舰队了，其悲惨结局可想而知。 　　而且，英阿开战后，英国对同属北约盟国的法国施压。以对马岛使用核武器相要挟，逼法国交出“飞鱼”导弹的相关数据，从而在海战中成功地实现了对部分导弹的电子干扰，使其偏离目标，减少了损失。 　　最终，阿根廷战败，被迫放弃对马岛的主权要求。 　　与之惊人相似的是当年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的大清北洋舰队。黄海大战前，都火烧眉毛了，棺材盖都揭开了，清政府才临时抱佛脚，外购军舰。清政府曾向南美洲的智利海军计划购买一批大型军舰，然后直捣长崎，消灭日本舰队。然而，这些计划终因外国掮客的两面手法，再加上日本人的从中捣鬼而完全落空。黄海大战，一支由老弱病残的暮年烈士组成的曾经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被迫与一支牙尖爪利、磨牙吮血的日本联合舰队交战。结果，我方五艘战舰痛沉黄海，英雄含恨而终，壮士未瞑其目而去。 　　当然，那场战争中我们惨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整个社会的极度腐败。但我们在海战中失利（黄海海战，我方损失五艘战舰，而日方重伤五艘，一艘未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同样是在装备上依赖进口。由于当时清政府的兵工厂不能生产出可用于实战的大口径爆破弹。海战时，我们英勇的海军将士们不得不使用占弹药基数很大一部分的只填有沙土的教练弹向日舰射击。结果，只是把对方军舰的上层建筑打得千疮百孔，而无法击沉敌舰。 　　这都是用将士们的鲜血和战败的巨大屈辱换来的最惨痛的教训啊。 　 第三，长期依赖国外设计的另一大恶果是我们只会一味地模仿、克隆，失去自主创新的勇气和能力。 　　几乎所有的中国战斗机都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原型：歼- ５——米格- １７、歼- ６——米格- １９、歼- ７——米格- ２１、歼- ８——米格- ２３（部分参考）、歼- １０，有以色列“狮”式战斗机的血统、歼- １１——苏- ２７。 　　这样只会“照葫芦画瓢”的非常严重的后果是我们始终拿不出具有完全意义上的自主创新的产品，永远没有出息的跟在人家屁股后面。人家随便放个屁，我们也要花大价钱引进回来，折腾个十年八年，在砸进去上亿的银子，最后得出结论：这个屁啊，臭的（技术已经落后了）。 　　再说了，能拿到国际市场上卖的高科技装备，一定是经过降低性能后的“缩水版”。与国内自用的相比，在一些关键设备上动一点手脚，就矮下去那么一截。 　　为什么这么做呢？ 　　谁能保证今天的朋友就不是明天的敌人？今天你把刀子磨得雪亮的交到人家手里，还把自家的独门刀法传授给人家，明天这把刀上难免就会沾上你自己的鲜血。自己多留个心眼儿，安全第一嘛。当年苏联出口伊拉克的Ｔ- ７２坦克就是装甲减薄，弹种没配齐全的“猴”型坦克。别笑，大家都这么干的，我们中国也不例外。为了避免出现“太阿倒持”的情况，手段狠一点是没什么关系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 　　２００６年，英国、澳大利亚就和美国在Ｆ- ３５战斗机的合作上闹起了纠纷，英、澳等国甚至要以终止合作相要挟。起因是美国在将卖给英、澳等国的Ｆ- ３５隐形战斗机上玩起了小猫腻，降低“出口版”的隐身性能，同时也不愿与英、澳等国分享Ｆ- ３５的先进技术。 　　英国和美国的关系不可谓不铁，都是拜了把子的铁哥们儿，尚且如此。 　　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引进的就是别人已经落后的东西。我们花了大量的财力、人力、物力和更加宝贵的时间去仔细研究、吸收并实现国产化。到头来，又已经落后人家好长一大截了。于是，引进，落后周而复始，道理自同。 　　这就是长久以来，我们做着的同一个真实的噩梦：“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再落后”，这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当然中央还是有明白人，不然也就不会有什么这些年叫得震天响的“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自主创新”等等激动人心的口号。中央的决心是很大的，政策是很好的。 　　可谁去做呢？谁去踏踏实实地静下心来，学会不为眼前蝇头小利所惑的的大智慧，一心一意、坚定不移地自主创新，铸民族品牌呢？难道要靠那群高唱“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买办么？ 　　以中国汽车产业为例。都说商场如战场，中国的汽车市场，已经被国外大厂们一统天下了。外国汽车集团在中国的地盘上混战，不禁让人想起１９０４年的日俄战争，日俄双方在中国的领土上展开了长达一年多的激烈厮杀，当时的清政府非但不抗议，反而自称“中立”，划出一块地方来让人家折腾。在甲午海战中被日本海军俘获的中国军舰也被编入日本舰队，帮着日本人向俄军开战。这种形式的战争在世界的战争史上极其罕见，恐怕找不出先例。 　　而如今，中国这么大一个市场，任凭外国各大汽车公司在这个市场上厮杀，三大集团军纷纷投敌！一汽、二汽、上汽，中国汽车产业的三大门派都已经投降了敌人，做了伪军 。 　　当初抗日战争初期，投敌的伪军并不多，至汪精卫另立伪政府之后，在国民政府提出所谓“曲线救国”的口号下，伪军暴增。日本投降时，中国的所谓“伪军” 主要有三大系统：汪精卫政府军，华北政务委员会军和满洲国军，与现在投敌的三大汽车集团何其相似！而一汽的竺延风居然提出做“伪军”的理论：“年产不到４００万辆别提创新”，“耐得住寂寞二十年”，“我心无愧”，与汪精卫何其相似！这实在是令人感叹啊，历史居然有如此相似之处。 　　只有“奇瑞”、“吉利”这样的小部队还在坚持抗战。中国汽车产业的自主创新之路就是奇瑞和吉利杀出来的。 　　但是，以一汽为首的一帮不成材的二杆子，自己不自主创新也就罢了，还不准别人创新。自以其嫡出（国有）的身世为傲，动不动就拉上娘家的七大姑八大姨，使用种种特权，千方百计地打击迫害以奇瑞为代表的庶出（民营）。 　　而韩国现代的生产量比我国的桑塔纳、长春、武汉、富康的总和还多，且他们所有制造汽车的精密仪器全部都是国产的。而我们的这些部分却全部是进口的，没有一样是自己的。 　　都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搞得好，在科研自主创新方面我们“计划生育”搞得更好。几十年科技成果的低出生率足以赶超印度、巴西，长此以往，就可以直逼阿富汗、伊拉克这两个难兄难弟的水平了。 　　这就是我们自主创新的现状。 　　“自主创新”，在很多人眼中和“三个代表”、“八荣八耻”（我们这儿的官员还到洗脚城去组织学习胡哥的“八荣八耻”呢。）一样，只不过是戏台上的一句台词，一句混日子的口号罢了。 　　说到中国航空科研体系，就一定要提到它背后那个更大的整个中国科研体制。这个体制最核心的特征就是科研资源的分配是操纵在不懂科研的官僚机构手中，由一群外行来主导科研活动。 　　于是，科研资源（主要是科研经费）的分配就成为一个巨大的利益博弈游戏。真正从事科研的人，本意当然想拿出自主创新的东西来，却为体制所累，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精力花在如何申请课题、拿到经费上，整日围在一大群官员的屁股后面转。甚至为达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不择一切手段，那便是如今已经完全泛滥开来的学术造假、学术腐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２００６年第１期工作简报通报了２０个涉嫌学术造假的案例。最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去年上海交大的“汉芯” 造假事件。 　　体制的不合理和种种弊端本已是天怒人怨了，却还能我自岿然不动。 　　甚至，还有一批人在利用这样的体制发昧心财，吃断子绝孙饭，干让人戳脊梁骨的事儿。 　　“科技经济人”，当前中国学术界最吃香的红人。他们本身并不参与科研或学术，但他们非常有门路，跟校领导或能够提供科研经费的财神爷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通过他们的“公关”就能轻易地拿到科研经费。当然，，在这条“食物琏”中，他们要提取相当份额的“好处费”。迫于无奈，很多想要安心搞科研的人，也不得不和这些寄生虫勾在一起 。 　　以前，每当我们搞出一项“重大科技成就”，各种媒体在形容我们如何如何“了不得”时，总会有这样的模式：外国人花了１００块钱搞出来的成就，我们只用了１０块！ 　　天呐，也没人想想为什么我们只有１０块钱搞科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这是一个逼良为娼的万恶体制，它把科学家变成没有尊严的乞丐和寡廉鲜耻的骗子。 　　看看在这个体制之下如鱼得水的赢家们的无耻嘴脸吧： 　　为名的，学学相吹，自唱自和，自授百万大奖。各种头衔、光环在一个个“绝顶”的脑袋上越堆越高，大有超越珠峰８８４４米的绝对高度，成为新的世界屋脊之势。（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发表了５００多篇论文的“万能科学家”何祚庥的光辉事迹。） 　　为利的，官学合作，商学勾结，恬不知耻地争先恐后地向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献媚，卖身于形形色色的强盗、骗子（同时还要立贞节牌坊），为一个又一个的弥天大谎、惊天大阴谋搭台唱戏、大吹大擂、妖言惑众。 　　还有那个以“养老”而名声在外，大名垂宇宙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平均年龄７２岁。 　　…… 　　体制之恶，罄南山之竹，难书其罪；决东海之波，恶流难尽。 　　我们拿不出自主创新的东西，是因为我们太聪明了，以为只要有了钱，什么都可以买到。而我们造不出好东西的原因呢，那是我们太不认真了。大家都是中国人嘛，何必那么认真呢？马马虎虎也就过去了。 　　当年“飞豹”试飞时出过一次事故：飞机在万米高空时，坐舱盖突然脱落。幸亏试飞员凭着无畏的勇气和高超的技术，把飞机飞了回来。调查事故原因时发现：工人把坐舱盖的一颗活门螺钉装反了。 　　我们的制造业长期存在的一个发展瓶颈就是我们落后的生产制造工艺。我们一直以为，这是技术上的问题。 　　德国造的柴油机，可以放在铺红地毯的房间里使用，而且隔壁还可以开会并不用担心噪声的干扰。而中国造的柴油机呢？放哪儿哪儿倒霉，地上洒上一大滩柴油不说，巨大的噪声数公里外都可以听到。 　　当年，国内一家柴油机厂请来一位德国老技术工人做技术顾问。这位严谨的德国人在仔细考察完该厂所有的生产环节之后，只说了一句话：“这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这是良心上的问题。” 　　关于我们的科研、体制和装备的思考，至此告一段落。下面依次是关于我们在训练、管理、军队腐败和爱国精神的思考。 　　武器装备和高技术的人才是战车的两个轮子，而管理和训练就是连接者两个轮子的车轴。 　　近年来，引进和国产的一大批高技术武器陆续装备部队。可是，训练和管理是否跟得上呢？是不是百分百地迅速形成战斗力呢？ 　　先进的装备，只有在具备了同样先进的现代作战理念、作战意识的高技术人才的手里才可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武器是死的，它本身并不是战斗力。只有实现人和装备的高度统一，这才是最关键的。 　　中俄军演中竟出现这样的一幕：我们花几千万美元一架从俄罗斯买来的苏-３０ＭＫＫ战斗轰炸机竟然挂上火箭发射巢进行低空对地攻击！本来苏- ３０应该作为“杀手锏”使用精确制导武器进行“点穴”攻击的，却被我们当作普通攻击机使唤。如果苏- ３０是有思想的，那它会不会感慨“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怀才不遇地郁郁而终呢？、 　　或许有人会说，《孙子兵法》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所以，这是我们故意隐藏实力。但愿如此吧。 　　演练安全和演练质量，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如何去把握中间这个“度”，实现这两者最好的结合，这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然而，我们军队中的很多领导信奉的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都是一群得过且过的寒号鸟变的。为保证所谓的“绝对安全”而不惜降低演练质量。 　　１９９８年５月，安徽芜湖的苏―３０出了事故，一个团长和一个射击主任在训练中不遵守规定，擅自玩起高难度动作，导致了飞机空中解体，两名王牌飞行员牺牲的严重后果。在随后听到的消息称，俄罗斯专家判读了失事飞机的“黑匣子”，认为事故的主要原因是飞行员在训练中将“过载”拉得超出“极限”所致等等。这起事故还造成了部队领导记大过撤职处分，还造成了军委空军司令、政委向中央军委写检查，受到了到退休年龄立即退休这样的处罚。 　　于是，空军越来越小心。据说，从此空军领导层严格禁止苏―２７部队进行高难度的格斗训练，只叫这种飞机作四平八稳的远距离转场训练。苏- ２７/ ３０也就成了养在鱼缸的金鱼，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鸟。 我们国家的空军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整个８０年代连续十年取得飞行安全万时率世界“第一”的国家。这样做的后果，就造成了空军上行下效，竟相以降低训练标准作为获取安全的唯一标准。而同样在这十年，世界的另一个空军大国美国，每年在训练中和工作中都要摔掉１６０架以上的飞机，其中有绝大部分是世界上最先进的Ｆ- １５、Ｆ- １６和Ｆ- １４战机，难道他们是吃饱撑的？他们是为了在与敌人空战中取得一个大的击毁率！这个，请看看这些年他们的战果就知道了。 　　而我们呢？空军部分领导以抓安全为名严重干扰了部队训练水平提高。于是，你糊涂我糊涂大家糊涂，你欢喜我欢喜皆大欢喜。最后，上上下下，团团结结，齐心协力地糊出一个栩栩如生的纸老虎，吓唬一下不懂事的外行和小老百姓还行。可一旦发生战争，若是侥幸胜了，倒也一俊遮百丑。可若是败了呢？现代版的《马关条约》又会如何敲骨吸髓地盘剥中国呢？ 　　即便如此，就能“绝对安全”没有损失么？越不训练，技术越差，越落后。从１９９２年引进苏- ２７至今，在各种事故中，我们一共摔了二十四架苏- ２７，整整一个中队啊！海峡那边的台湾同行，１６０架Ｆ- １６，摔了４架。我们那个高兴呐，比自己击落了还开心。大大小小的媒体，铆足劲儿地讽刺挖苦，极尽诋毁谩骂之能事。 　　唉，却不深刻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