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生活直击:生活压力透支半生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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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日前，人民日报记者采访了部分中产者，发现畸高的房价透支了很多人半生财富。“房奴”、“车奴”、“卡奴”、“孩奴”等名词成为其生活的真实写照。



人民网-人民日报9月9日报道  保民生、促和谐，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作为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本应是社会的稳定器。然而，畸高的房价透支了很多人半生财富，再加上“短腿”的社保、高强度的工作、子女教育、户籍门槛……国内的所谓“中产”背负着种种生活压力。“房奴”、“车奴”、“卡奴”、“孩奴”……浸透着“中产”的苦恼与无奈，也使建立“橄榄型”社会显得长路漫漫。
近日，记者走进这一群体，触摸到部分“中产者”的真实生活状况。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心声。
——编者
房子是一座山
买了房子，工资的一半交了房贷，新买的轿车也不能开了。原本还算轻松的生活，完全变了模样。
●北京某风投公司项目经理　周猛
4月，北京某风险投资公司项目经理周猛实在受不了高房价的刺激，狠下心，花150万元在双桥附近买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
房子是1997年建的，外墙灰暗，陈旧不堪；小区不大，在密集的楼群中很不显眼，甚至连像样的保安也没有。周猛顾不上这些，匆匆签下了合同。中介公司业务员在旁边提醒：现在房子一天一个价，现在不买，明天就涨！
为了这套房子，周猛不仅花光了自己和妻子的积蓄，还向亲朋好友借了20万元，从银行贷了100万元，“尽管每月有5000多元的贷款，但好歹算有个家了。”
33岁的周猛毕业于南方某财经大学经济系，1999年回老家山东，在一家老国企当会计。当时的工作安逸、清闲，还结识了同做会计的女友。
清闲之下，周猛却有着一颗“不平静”的心。面对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周猛感到莫名的恐慌：就这样“混”下去，实在有所不甘。2003年，他离开这家企业，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两年后进入北京某风险投资公司，开始了新生活。
谈判、评估、规划……凭自己在国企4年积累的经验和勤奋努力，他很快成为公司骨干，业绩不断提升，收入水平也上了新台阶。
然而，住在北京，房子是压在周猛肩头一座无法躲避的“大山”。
周猛说，刚到北京，对房子并不关心：女友还在山东，结婚未提上日程；公司楼上有公寓可住，每月只交少量房租，方便又省钱……他把全部心思扑在工作上，手里的余钱也大都投向了股市：“钱生钱总比买房子好吧！”
后来，北京房价开涨，周猛有些犹豫，开始在单位周边看房。一套套新房固然让人眼馋，可相比手里的积蓄，每平方米动辄过万元的房价还是吓人。他只得把买房的念头暂且搁置：“那时想，只要房价能稳住，用不了几年，就能攒足大半房款，房贷的压力会小得多。”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楼市受到冲击，公司也受到影响。周猛清闲了些，趁机结了婚，他将妻子接到北京，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助理，新家就安置在公司的公寓。没想到2009年下半年以后，北京楼市突然逆转，房子一天一个价，到今年初，五环内房子的均价一举跃上了3万元/平方米！
周猛急了！
结婚后，双方父母急着抱孙子。没有自己的房子，根本不行！妻子刚到北京时，由于是外地户口，又没房子，一次出门竟被警察拦住，要看暂住证！周猛实在受不了这种“待见”。他横下一条心，坚决要买房！房价连涨，手里余钱不多，股市里的钱还未解套。新房子肯定买不起了，就买二手房；大户型买不起了，就买小户型！
买了房，布置新家，原本还算轻松的生活，完全变了模样：工资的一半交了房贷；由于离公司远、道路堵，一年前新买的“伊兰特”轿车不能开了，只能挤地铁——当然，这也能节省不少开销。
买了房，暂时解决了居住问题，可新问题接踵而至：房子太小，将来生了孩子，保姆住哪儿？妻子是外地户口，生了孩子怎么落户？到哪里上学？这些事总是困扰着他。周猛想不通：从1999年参加工作，10多年过去了，“工资是10年前的近10倍，可生活为啥总是很紧张？”
周猛说，刚买的房子肯定是过渡，将来还得换大房子。为了大房子，就得拼命攒钱！他对国家这一轮楼市调控期望很大：也许过两年，房价真能降下来，那时，把现在的房子卖掉，真正买一套心仪的大房子，再把父母接过来，共享天伦之乐，“这样的日子能盼来吗？”
“钟摆”式的日子
185公里的距离，把家庭分成了两半。坐地铁、乘高铁、换出租……回一次家，要折腾4个小时。
●上海某证券公司客户部主管　程跃强
每个周五，江苏常州火车站都是最拥挤的一天。
9月3日，又是周五。晚上19时20分，从上海开往常州的G7204次高铁准时进站，家住常州新区的上海某证券公司客户主管程跃强第一个走下火车：明天是女儿10岁生日，他迫不及待要回家了。
对38岁的跃强来说，虽然高铁拉近了上海和常州的距离，但从离开自己在浦东的办公室，到最终回到常州的家，需要坐地铁、乘高铁、换出租……这至少也得折腾4个小时，“回趟家，并不易。”
2002年，跃强离开常州的家，进入位于上海浦东的这家证券公司。8年来，上海—常州，185公里的距离，将他和家庭分成了两半。他就像一个钟摆，在两地之间来回摆动。
“到上海工作，当初只想换个环境。”跃强说，他原在常州某信托公司工作，正好上海这家证券公司到常州招人，他没多想就报了名，结果被顺利录用了。虽然常州离上海不远，但终归是两地分居。
到上海时，女儿刚两岁。转眼8年过去，却从未给女儿按时过一个生日、从未到学校参加一次家长会，跃强十分愧疚。
为了女儿，跃强也考虑把家搬到上海，“可这件事实在太复杂了！”
先看房子。到上海之初，跃强并没想过买房：由于上班较早，他和妻子在常州各有一套福利住房，上海房价也不高，买房子并不紧迫。可现在，想在上海买房，房价早就高得让人扛不住：内环以里的房子每平方米超过五六万元，郊环的房子也超过了2万元，“拿常州的两套房，也换不来上海的一套房。”
再看工作。妻子是常州新区公务员，单位的骨干，如果到上海不能调进相应的机关，以前的工作积累就没了用处，是不是有些不划算？
说到“中产”，跃强说，8年来，他从一名基层的客户经理晋升为客户部主管，年收入也从最初的四五万元上升到近30万元，再加上家里的两套房，单看收入，也许已经“中产”了。可这8年，除了周末回家，自己一直住在浦东一套出租房里，那只能算是一个“窝”。“如果一名‘中产’5/7时间是在‘窝’里度过，这样的‘中产’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真不好说呢！”
跃强说：“我有许多上海朋友，可据我观察，在上海有房子的不多，特别是这两年才上班的年轻人，单靠自己的财富积累，根本无法应对这个房价高涨的世界！”
他介绍，如今家住常州、无锡等苏南城市而在上海上班的人很多。每到周末，上海火车站总是黑压压一片，都是急着回家的人。虽然“聚少离多的日子”很辛苦，可如果重新选择，大多数人还是愿意选择上海，因为“人往高处走”。常州等中小城市的生活很安逸，但一眼就能看透未来，没什么“奔头”；上海压力大，但机会也多。“生活就是这样，有得就有失”。
最让跃强放不下的，还是女儿。他告诉记者，已经下定决心，这两年一定要将全家搬到上海，尽快结束这种“钟摆”式的生活，因为“初中还算义务教育，像我这种没有上海户口的人，接孩子到上海念初中还行。而高中就不是义务教育了，到时再接女儿到上海上学，不容易了！”
被透支的青春
一年中“2个月住在飞机上，6个月住在宾馆里”。紧锣密鼓的“空中飞人”节奏，无休止的加班，让人疲惫不堪。
●律师　王艳
王艳又要出差了。周末答应女儿一起爬香山的计划又泡了汤。
作为北京某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艳承担着跨境诉讼等涉外商业纠纷业务，她戏称：“一年中有2个月住在飞机上，6个月住在宾馆里，在家里的时间不超过4个月。”
王艳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曾在华盛顿一家专门从事诉讼业务的事务所工作。2007年，同样留学美国的丈夫决定回国创业，于是举家返京。随后，王艳加盟这家律师事务所，从一名“美国律师”变为一名“中国律师”。
良好的教育背景、体面的工作、不菲的收入……王艳俨然是标准的“中产”。可是，面对记者的提问，她忍不住笑了：
“我是中产？中产至少应该有一定的资产吧，可我现在连房子都没有，谈什么中产？”
王艳全家住在中关村，是一套租来的公寓：“只能算个居所，不是个家。”
她承认收入不低，却也暂时无力买房：丈夫学生物学出身，想在国内建一家制药企业，每日奔波于政府部门、投资公司和关系单位之间，“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由于生在美国，算是“外国人”，上学需要一笔巨大的赞助费；为照顾家庭，又把父母接来。靠自己一个人的收入负担这么一大家子，难啊！
王艳说：“家庭的压力还能扛，工作上的压力扛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由于承担涉外诉讼，仅近几个月，她就连续去过纽约、悉尼、伦敦、法兰克福、迪拜等10多个国外城市，在不同国家的法庭上慷慨陈词，为客户争取权益。而在国内，早上飞上海，晚上回北京，更是家常便饭。
除了紧锣密鼓的“空中飞人”节奏，事务所内的人际关系、业绩、竞争……更成为无法释怀的“苦经”。
律师的工作相对独立，每个人都是独当一面，彼此之间没有太多交流。“每天傍晚，当我走出办公室，随着拥挤的人群穿过长安街、挤进国贸地铁站时，总是感到无比孤单。国贸周围灯红酒绿，可都与我无关。”
王艳在美国生活过10年，又频频在国内外大城市出差，每日都是埋头于枯燥的法律文案中，对于除此之外的世界，自认知之甚少。一次在北京聚会，同学好友议论着PRADA、GUCCI等顶级品牌。她疑惑地问：GUCCI是什么？是一个眼镜品牌吗？因为她只见过GUCCI的眼镜。好友大笑。王艳告诉记者，这是真事。
谈起国内和国外的生活区别，王艳认为，中国是人情社会，国外的制度观念更强。比如，国内普遍加班，而在美国通常到点就走；国内律师的应酬特别多，诉讼双方都愿意请你吃饭，有些诉讼明明和自己无关，客户也要跟你交朋友，“这耗费了我太多精力。”
王艳说：“在美国，人人都怕失业，因为只要有了工作，就会有牢靠的保障；而在中国，没工作肯定不行，有了工作，可又害怕工作。因为只要走进办公室，就意味着激烈的竞争、无休止的加班，一旦没了‘业绩’，就根本没有前途。”
连年的辛苦让王艳疲惫不堪。一次参加聚会，一位年长的大姐说自己的儿子即将出国留学，并突然反问：你孩子在哪里上大学？这让王艳哭笑不得，也让她体味到了什么是透支的青春。
王艳说，美国肯定不回了。现在最期望的是丈夫的项目能成功，早出效益。可她也知道，培育一家企业困难重重，即便真能成功，制药企业的盈利周期也很长。眼下的“苦日子”，还不知道要熬多久。
提前遭遇“中年危机”
自己创办的小企业还是“社会关怀”盲区，维持下去，已经不易；想上水平，谈何容易！一次投资不准，就赔上了几年的利润。
●私营业主　沈放
“这就是我奋斗7年的收获之一。”近日，在北京马驹桥附近一家仓库，某文化信息传播公司总经理沈放盯着一堆堆崭新的书籍，自嘲般地对记者说。
毕业于中文系的沈放有个梦想：自己办一家文化创意公司。7年前，他离开工作5年的政府公务员岗位，走上了艰苦的创业路。
7年来，沈放联络了一大批青年作家，策划文学选题，联系出版社……作为作者和出版社的中介，沈放挣的是辛苦钱，不少利润都以图书的形式兑付。他在马驹桥租了个仓库，把卖不出去的图书存在这里。几年下来，已经堆积如山。
沈放说，做企业，难！难在不确定因素太多。创业之初，他在亚运村附近买了套公寓，改造成办公场所。这两年，业务量增加，又在附近租了一间写字楼，今年起，原本16万元的年租金，猛涨到26万元。不仅如此，用工成本也大增，公司30多位员工，每月仅工资支出就有20多万元。
社会风险大，经营风险更大。2008年，沈放试图涉足动漫领域，实行多元化发展。他筹资上百万元引进美国某系列动漫片，准备推广到电视台。由于是陌生的产品，难以找到突破口，项目毫无进展，投资打了水漂儿，“几年的利润赔了大半”。
经过7年打拼，36岁的沈放自称提前遭遇“中年危机”：企业初具规模，维持下去，已经不易，想上水平、求突破，谈何容易！这些年，妻子和自己并肩奋斗。如今，妻子身怀六甲，身边没了帮手，沈放觉得担子更重。
文化创意公司的淘汰率很高。经营的好坏，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更要有把握复杂关系的能力。7年来，沈放眼看着多家和自己同时起步的公司关闭、转行，甚至一些规模很大的公司也常因投资失误陷入困境。“有2008年那次的教训，每做一个新项目，总是战战兢兢。”
如今，沈放住在京城北郊一套简单的两居室里，每天挤地铁到公司上班。他说，作为一家小企业的老板，每一分生活成本都要自己承担：动辄数百万元的房子，上万元的医疗费用，就连上幼儿园也要交上几万元……赚来的辛苦钱在这些巨额花费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
谈及未来，沈放说：“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他觉得，像他这样“撑不死、饿不着”的小业主，还是“社会关怀”的盲区。希望国家能对小企业投入更多关注，比如，在资金上扶一把，在税收政策上优惠一些，因为这类企业也担负了很大的社会责任，“单我就招聘了30多名员工，这也算对就业有所贡献吧？”
沈放告诉记者，七八年下来，原先政府机关的同事多已晋升为副处级以上，房子也调了几次，“他们有着牢靠的福利待遇，甚至单位还给职工的孩子开办了幼儿园。对生活的担心，他们肯定比我少。”
(本文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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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社会也叫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