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则成”地图

帅哥

把“余则成”坐实了当作一个真人研究是个很不严谨的事，然而因为电视剧《潜伏》的热播，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了中共在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埋伏了一个代号“深海”的高级间谍；继而关心起这个人物的历史“原型”，于是我“从众”立题，为的是读者在阅读本文的时候可以形象一些，好在孙红雷扮演的这个角色是如此的深入人心，其在几个基本情况上也确与我要研究的这个人物有几分相像：我说的是，“他们”都没有在组织上加入中共，而且都戴一副眼镜，而且都在大陆解放以后衔命潜伏台湾。不过，所谓“相像”也就这么几点了，“余则成”之所以是艺术形象，因为“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他”要比“余则成”大的多，“余则成”是抗日时期受命潜伏，而“他”是在解放战争以后；“余”是军统——保密局系统，而“他”是国防部系统；当然，翠平——晚秋就更是艺术形象了。
 　　我说的是吴石！
 　　《潜伏》的导演姜健当然是知道吴石的。尽管他曾经对记者表示说不会拍《潜伏》的续集，但《潜伏》剧组的原班人马已经去到台湾，并且到马场町遗址拜谒了先烈（见图片1）。而56岁的吴石将军正是在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马场町刑场遇害的！
 　　

 
 　　（图片一）《潜伏 2》剧组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凭吊牺牲的革命先烈，图左一为孙红雷，后排右一为“李涯”。
 
 　　吴石文献索引
 　　“余则成”是虚构的，吴石却是真实的。把关于吴石的文献做一个系统的编辑整理，是我读书的兴趣，也是我给自己规定本文的任务。
 　　在讲述我的故事之前还有两点要先说到的——
 　　关于吴石在中共情报史上的重要地位可有两则证明：第一，有记载说，毛泽东五十年代在吴石提供的一份情报上题诗曰“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这则在任何毛泽东传世诗歌的记录中都不存的五言绝句，在若干关于吴石的记载中被提及。其如属实，应是毛惟一的为中共情报工作的诗作，且应载入毛泽东逸文。第二，周恩来在临终前曾找罗青长谈话，谈到中共在台湾的老朋友不应被忘记，一个是张学良，一个是吴石。类似记录在关于周恩来的许多记载中有存，其中谈到吴石的话，前农业部长何康的文章有载。
 　　关于吴石的公开文献其实不少，只是由于众所周之的原因，在电视剧《潜伏》播出前相对的不为人所知。本文可作为关于吴石文献的集大成者，其所依据的文献为：
 　　1、“吴石案”的承办人李资生1950年4月8日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上发表一篇长文。
 　　2、当时香港《星岛日报》头版消息的标题是：“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同被处死”，加框副题是：“吴石临刑前从容吟诗”。
 　　3、最早接触吴石的中共党人吴仲禧于1983年写的一篇追思吴石的文章，刊载于1993年出版的“广东文史资料”总号73辑。（吴仲禧，福建福州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副师长、代师长。后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建国后，历任广东省人民法院副院长、代院长，广东省司法厅厅长，广东省第四、五届政协副主席。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4、前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撰写的《在敌人心脏里——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革命史资料》第五期，全国政协编，1981年版）（张执一 1911-1983湖北汉阳人。在武昌艺专和湖北乡村师范求学时即参加反帝大同盟工作。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为中共党员。任中共武昌区委委员，共青团湖北省省委书记。1932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5年出狱后，来到上海，投入各界救国会发起的反帝爱国示威活动，为救国会的重要骨干。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先后任中共湖北地委书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第四支队政委，中共襄河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根据组织决定，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张自忠部队少将参议，促进国共联合抗日。1945年8月受中共中央华中局派遣，抵沪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及行动委员会书记，准备组织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不久中央调整战略部署停止起义，留沪参与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六二三运动中，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发动5万群众举行反内战和平游行示威，参加指挥。1947年5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先后任上海局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书记、外县工委书记、策反工委书记。创办党的经济机构，为党筹措活动经费。参加工商界上层人士的聚餐会，广交朋友；利用社会关系，开辟沟通国统区与解放区之间的水陆交通线，领导组织上海各大学教授联谊会（大教联），开展反美反蒋斗争；领导上海四邻江浙地区党组织开展敌后游击战；从国民党内部获取重要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参加策动国民党军舰重庆号、长治号，空军20架飞机、伞兵团等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第三及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民族委员会副主任、统战部顾问等职。1983年5月在北京病逝。）
 　　5、国民党高级军官王大任《我对吴石早年的印象》
 　　6、《从大陆战斗到台湾》何康 （何康，福建福州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毕业于广西大学农学院。曾任重庆南渝中学（即现在的重庆南开中学）党支部书记、上海瑞明公司总经理。先后在广西、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建国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林业部、农业部司长，农垦部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华南热带作物学院院长，广东省农垦总局副局长，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委副主任兼农业部副部长，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农牧渔业部部长，中国科协第三、四届副主席，农业部部长。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何达（《百年潮》2007年第一期）
 　　7、《吴石将军的传奇人生》陈子燊（《福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2008年）
 　　8、《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谷正文公开的“绝密资料”
 　　9、《镇海的女儿——朱枫传》冯亦同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7年版
 　　10、《抗日儒将陈宝仓》陈瑞方著，团结出版社 2002 年版
 　　11、《战争后的战争》徐宗懋  山东出版社《老照片》 第16集 2001年
 　　12、《解放前夕谢筱廼在福州做地下工作》许翰如《炎黄春秋》杂志2001年第10期
 　　13、《何遂遗踪》何达主编 香港中华书局印制 2008年2月
 　　14、2009年4月24日新华视频对吴石之子吴韶成的采访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9-04/24/content_11249679.htm
 
 　　华懋公寓  俭德坊2号
 　　二十多岁的“余则成”介入情报工作是基于对左蓝的爱情，53岁的吴石则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1947年4月，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以及负责统战、军运工作的张执一与引荐者何遂以及何遂之子中共地下党员何康在后称上海锦江饭店的华懋公寓会见并宴请了53岁的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吴石。这是吴石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始。
 　　这华懋公寓是当年老上海无人不知的浮华之地。它于1929年建成，外墙面是花岗岩，棕色面砖、方格钢窗和白色斩假石窗框，是传统英国哥特式风格，可骨架用的居然是那个年代的高科技――钢筋混凝土结构。当年老上海的绅士淑女的重要宴饮多要在这里举行以示身份。1951年4月2日，在董竹君等人的努力下，座落在上海长乐路189号的华懋公寓（现锦北楼）改名为“锦江饭店”。锦江饭店于1951年6月9日正式开业。锦江饭店开张后，曾接待过尼克松、里根、撒切尔夫人等外国元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也在这儿住过。谁也没有想到，60多年以前，就在中共中央机关撤出延安一个月之后，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在这里集体会见了以后在敌人营垒中潜伏地位最高的“密使一号”！
 　　

 
 　　（图片二）锦江饭店三维地图，这里是吴石最初与中共建立联系的地方。
 　　

 
 　　（图片三）开业前数天，饭店就在当时上海各大报纸刊登广告，且每日刊登，期望饭店能在上海滩一炮打响。饭店档案室现存的最早一张广告刊登在1951年6月6日《解放日报》。另一张是开业当天刊登在《新闻日报》的广告。
 
 　　吴石与中共的接触是他主动通过何遂要求建立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五子登科”式的“劫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景，特别是蒋介石违背广大民众和平建国的意愿，悍然发动内战，使吴石非常失望，多次发出“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的喟叹。国共内战爆发以后，国民党元老何遂也对蒋介石政权完全绝望，认为要救中国只有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何遂长吴石六岁，他们同为福建人，在1918年护法运动中即成为莫逆知己。何遂与共产党人早有联系，早在1937年5月即应叶剑英之约，把吴石、张维翰、缪秋杰（张时任立法委员，后曾为台湾监察院院长；缪时任两淮盐运使，后为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局长。此二人均为吴石好友）等介绍给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博古等人。何遂本人并没有在组织上加入中共，但他与中共的关系十分特殊。据张执一回忆：何遂“抗战初即与我党发生关系，他的三子一女一媳（三个儿子是何世庸、何世平、何康，女儿何嘉，媳缪希霞），均为我党地下党员。他在旧军政界的关系很多，我经常与他接触，运用他的关系开展工作。蒋军现役军人吴石，就是通过他的关系，为我方工作。”何遂之子何康说，其父“和吴石之间的交流，没有什么隐晦，”“吴石也表示，希望通过父亲和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建立直接接触。”
 　　八十年代担任过农业部长的何康此时的公开身份是瑞明企业公司总经理。瑞明公司公开业务是做西药、货运等生意，实际上是中共上海局一个核心的经济机构。他和两个哥哥（大哥何世庸是延安抗大第五期的，二哥何世平是抗大第四期的）的组织关系都转至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叶剑英直接领导。叶剑英调回延安后，由董必武直接领导，直到1946年末一起转到中共中央上海局。何康一直在张执一的领导下与吴石联系，直到吴石牺牲的消息传来后，还关嘱吴石的儿子吴韶成，为了保密不要声张此事（见新华视频的采访）。
 　　撤退台湾以前，吴石与地下党交换情报的主要地点是上海愚园路俭德坊2号何遂家寓所。
 　　

 
 　　（图片四）上海愚园路俭德坊2号地图，见笔者收藏（《上海市行号路图录》第111图）1947年版红圈内是何遂宅俭德坊2号。
 　　

 
 　　（图片五）今日愚园路该地点三维图及平面图
 　　　　
 　　俭德坊2号是一幢有围墙院落的三层西式小楼，何遂一家住在一起。何当时是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素以交游广泛知名，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在上海解放前，主要以此为联络点，由张执一、何康与吴石联系。1948年底，吴石调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中共派谢筱廼（《忆谢筱廼同志》http://dangjian.ccnt.com.cn/lnwh.php?col=35&file=16647  《解放前夕谢筱廼在福州做地下工作》http://www.yhcqw.com/html/wsl/2008/48/0848143439B55HC4959IF7EJ9DAH872J8.html）赴闽配合他工作。吴石那时经常往返于沪宁之间，不断送来重要情报，大多由他自己送来，有时则包扎好，写明由何遂收，派他的亲信副官聂曦送来。给何康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49年3月，吴石亲自到俭德坊，把一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何康，其中有一张图比较大，是国民党军队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何康说：“我当时很注意地看了，使我吃惊的是，图上标明的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我知道这组情报分量之重，迅即交给了张执一。关于这组情报，渡江战役时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的张震将军，曾两次向我提及。一次是在上海解放不久军地干部集会见面时，他知道我是上海地下党，高兴地对我说：‘渡江战役前，我们收到了上海地下党送来的情报，了解了国民党长江江防兵力部署的情况，这对渡江作战很有帮助。’另一次是我担任国家农业部部长以后见面时，他再次讲了类似的话，并提到准确的情报对确定渡江的主攻方位是有参考作用的。”
 　　张执一与吴石在俭德坊2号有过多次单独会面。

帅哥

　　查1947年4月始与吴石见面的中共上海局一、二把手刘晓、刘长胜，均无“刘栋平”的别名，而且在时间、组织关系上都非事实。由此可见，吴石将军被捕以后千方百计的隐蔽实情和自己的身份，他伪托自己是1949年2月接触中共便是一种托词。这样既尽力减轻责任也通过减少与中共联系的时间以保护同志。显然，中共明白与吴石的关系于1947年建立，而吴石自承为1949年，这则公开的信息已经使当时的中共知道被捕后的吴石肯定向敌人隐蔽了真实情况。
 　　
 潜伏起始时间的隐匿
 “余则成”的潜伏始于抗战后期。吴石则从1947年后接受中共领导
 　　
 　　关于吴石为中共进行情报工作的起始时间，此前有过其它说法。吴仲禧1983年文章中说到他1940年与辛亥革命时的好友吴石重逢时自己已秘密参加了中共，而“吴石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人有过交往。”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服务。吴仲禧到南京后见到吴石，吴石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学生、“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说吴仲禧是他多年的挚友，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李见了吴石的信，对吴仲禧格外客气，亲自带他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暗中把主要部署记录下来。为把情报尽快送出，他托病回南京就医，赶到上海把上述情报向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作了报告。此说暗示吴石在1948年已自觉为中共工作，实际上此时吴石已在一年前单独与中共建立了联系，为吴仲禧提供搜集情报的便利也是一种暗中配合吧。
 　　吴仲禧认为，吴石“暗助中共开始于1948年春夏之间”。他回忆道，1949年6月，吴石去台湾之前他们见了最后一面。吴石说：福建绥靖公署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次部次长，要到台湾去。吴仲禧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吴石则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这段记录说明，1937年已秘密加入中共的吴仲禧至迟到1949年6月已知吴石是同道，不过此前并不属同一秘密系统的“二吴”各在意会之中也未可知。
 　　吴石被捕后一直称自己是一年前才开始为中共工作的。
 　　关于“吴石案“的最早的公开报道是1950年4月8日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上发表一篇长文，由“吴石案”的承办人李资生署名。李资生的纪录是：“吴次长自承向共党靠拢的时机，是在1949年的2月间。当时，蒋总统已经引退，李代总统则在倡导和平，并且正与中共进行谈判，他认为当时的政治局势是非常混乱的，究竟前途如何，谁也弄不清楚，大家都认为共产党一定会成功，他自己也有这种想法，于是他就糊里胡涂地和共产党发生了关系。他自己却辩解说：‘这种事情，在当时是很普通的。我相信有大批的政府军政官吏，都和我一样的走上这条路去，政府的政策既是求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和共党联系呢？’”
 　　国民党方面还有资料显示，吴石称，1949年4、5月间在沪与中共华东局干部刘栋平会面，刘希望吴能提供军事情报，不过不久解放军旋即渡长江，吴赴福建就任绥靖公署副主任，与中共党人失去联系。然而，解放军很快就席卷整个东南沿海，吴转香港来台，在香港时又与刘栋平取得联络，吴同意来台后收集军事情报。
 　　查1947年4月始与吴石见面的中共上海局一、二把手刘晓、刘长胜，均无“刘栋平”的别名，而且在时间、组织关系上都非事实。由此可见，吴石将军被捕以后千方百计的隐蔽实情和自己的身份，他伪托自己是1949年2月接触中共便是一种托词。这样既尽力减轻责任也通过减少与中共联系的时间以保护同志。显然，中共明白与吴石的关系于1947年建立，而吴石自承为1949年，这则公开的信息已经使当时的中共知道被捕后的吴石肯定向敌人隐蔽了真实情况。
 
 螺洲镇：地灵人杰之地
 “余则成”大约是冀南太行山区地方的人，而吴石生于福州很著名的地方
 　　
 　　吴石(1894—1950年)原名萃文，字虞薰，号湛然，闽侯县螺洲镇(今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人。
 　　

（图六）螺洲镇卫星地图

这螺洲镇是个小地方，但却地灵人杰好生了得。螺洲清代属福建省闽县，民国合并侯官称闽侯县。地处福建省会福州的东南部，距城区七公里，是南台岛边上螺女江中的一块江洲。东西长约1．5公里，南北宽约1公里多。也就是说这个小镇地理面积不过3平方公里（今日螺洲镇的行政面积也不过6平方公里）。明至清，螺洲仅店前、吴厝、洲尾三个村，三村沿江筑屋，聚族而居，文物如林，代有名贤。吴、陈、林三姓不足千户人家，中进士者27人、举人101人、武举11人。著名人物有：吴复任明洪武间的工部右侍郎，陈若霖任清道光年间刑部尚书，陈宝琛为清末代皇帝宣统的“太师太傅”。陈氏一门父子四进士、兄弟六科甲。民国时期有国民党上将陈长捷等18位高级将领。当今有经济学家陈岱孙，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双院院士严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彪、田昭武，力学专家陈篪，前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等等。当然，今天的螺洲人更记起了中共潜入台湾的“密使一号”、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2007年下半年，吴石的故乡福州市有关部门提出了在仓山区螺洲镇创建“吴石烈士纪念馆”的建议，据说现正在积极筹建之中。螺洲镇的人文兴盛与这里重视教育的传统密切相关。镇上有建于南宋末年的孔庙，建于梁大同年间(公元535年)的灵山寺，有清代陈宝琛所建五楼——赐书楼、沧趣楼、还读楼、北望楼、晞楼，洲尾村的观澜书院创于清朝。
 　　吴石1894年农历8月15日出生于螺洲乡一个“累世寒儒”的家庭。少年就读于富有维新色彩的福州开智学堂、榕城格致书院时，从老师那里知道了孙中山反清起义的壮举。辛亥革命爆发，17岁的吴石投笔从戎，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1913年春转入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1915年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与白崇禧、黄绍竑、张治中等是同期同学。

帅哥

　　吴石作为军界公认的“日本通”进入大本营第二组担任副组长、代组长（组长徐祖贻未到任）兼第一处处长，负责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他在参谋部时即凭借多年积累的资料和研究心得，编撰了有关日本军队“作战之判断”，“海空军总动员”、“兵力番号编制”、以至主要将领介绍的《蓝皮书》，此时再充实翻印，弥补了国民党对日军事情报储备的不足。“八·一三”上海抗战的事实证明，日本侵略军的兵力组合、攻击指向，大多如《蓝皮书》所判断。吴石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较早洞察日本军阀亡我之野心，其未雨绸缪，苦心孤诣的准备，至此方显功效。
 　　
 吴石的职业军人生涯
 　　“余则成”是一个职业特工，区别只是给国民党干还是给共产党干。吴石却始终是职业军人，他是出于军人的对国家的责任涉足情报的。
 　　

图片8  青年时期的吴石

 　　关于吴石的生平，何康的文章所述甚详——
 　　吴石记忆力极强，又十分刻苦，1916年末，他在同届800名学员中以第一名毕业。但陆军部按省籍分发，福建省没有地方部队，当时福建被皖系军阀李厚基统治。吴石不愿为军阀效力，在家闲居数月，适逢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吴石乃投身福建方声涛（早期中国同盟会会员，黄花岗烈士方声洞之胞兄）、张贞领导的地方民军“驱李”斗争。
 　　吴石在自传中写到此时与“归自欧洲的何叙甫”的结识。何遂字叙甫，是北京政府派赴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上校武官。1918年回国后，由广州护法军政府任命为“靖闽军司令”。所谓“靖闽军”实无军队，主要依靠地方民军及反李势力，一面策动李厚基主力师长潘国纲“瘫痪”（不受李之指挥），一面密谋暗杀李厚基。
 　　吴石与何遂在这一斗争中熟识。但暗杀活动失败，牺牲了十多人。吴石与何遂等被迫离开福建。经武汉北上。吴石因喉疾在北平休养，1922年至1924年，他拜闽籍大儒何振岱为师，学习诗词国学。从此，古典格律诗词的创作成为吴石一生的癖好。何遂则于1920年经孙岳引荐进入直系，参与了1924年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发动的“北京政变”，成为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参谋长兼第四师师长。此时，何遂请吴石出任该师军械处处长并统领炮兵，兼任南苑干部学校教官。但国民军仅一年多便在直奉两军夹击下瓦解了。这时，蒋介石在南方誓师北伐，朱绍良任总部参谋长，委吴石为作战科长。1927年，方声涛回福建主持政务，吴石又回福建任军事所参谋处处长，致力整顿本省民军。
 　　1929年，36岁的吴石做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他决心到日本陆军大学去继续求学。这个决定，显示了吴石不凡的抱负和远见卓识，他决心成为一个深入了解日本军队的真正的军事家，以报效国家民族。吴石的决心得到福建民主革命前辈方声涛的支持，由福建省政府出资，保送吴石东渡留学。吴石先入日本炮兵学校，继而考入日本陆军大学。他在日本六年，把节省的钱全部用来购置日本各种军事著作和有关资料。1934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35年，吴石回国，在南京任职参谋本部，兼任陆军大学教官。同时开始军事理论著述，陆续出版了《兵学辞典》、《孙子兵法简编》、《克罗则维兹兵法研究》等著作。
 　　抗战初期，吴石因何遂引见，与中共要人结识，他对日军入侵深恶痛绝，当时蒋介石组织军事委员会大本营，吴石作为军界公认的“日本通”进入大本营第二组担任副组长、代组长（组长徐祖贻未到任）兼第一处处长，负责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他在参谋部时即凭借多年积累的资料和研究心得，编撰了有关日本军队“作战之判断”，“海空军总动员”、“兵力番号编制”、以至主要将领介绍的《蓝皮书》，此时再充实翻印，弥补了国民党对日军事情报储备的不足。“八·一三”上海抗战的事实证明，日本侵略军的兵力组合、攻击指向，大多如《蓝皮书》所判断。吴石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较早洞察日本军阀亡我之野心，其未雨绸缪，苦心孤诣的准备，至此方显功效。
 　　上海、南京沦陷后，大本营移武汉，第二组改为军令部第二厅，吴石任副厅长兼第一处处长。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每周都召见他，咨询日军动态。1938年8月，第二厅在珞珈山举办了“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吴石主持并特地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去讲课。何遂的长子何世庸当时也以第二十集团军上尉联络参谋的身份参加了这个训练班，聆听了周恩来作的形势报告和叶剑英讲的游击战争大课。吴石在对学员的讲话中指出，作战中的中国军队缺乏情报和保密素养，所用四字头密码早已被日军破译，这是造成战场被动的一个原因。
 　　1938年11月下旬，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决定设桂林、天水两个行营，分别统一指挥南北两战场作战。桂林行营主任是白崇禧，参谋长是林蔚，吴石担任桂林行营参谋处处长。桂林行营辖第二、四、六、九战区，吴石以一腔抗日热忱承担了大量运筹协调擘划的幕僚任务。1939年11月末至12月初，日寇攻占南宁和地扼桂越交通线的要隘昆仑关，揭开了长达一年的桂南会战。初期，由白崇禧指挥，以第五军为主力，四个集团军配合作战，于当年12月31日收复昆仑关，取得了抗战以来攻坚战的首次胜利。在这次战役的紧张阶段，吴石白天不离地图，夜晚不离电话，连续几昼夜未曾合眼。昆仑关大捷吴石是有贡献的。随后由于日寇增兵，昆仑关再度失守。从1940年2月起，桂南作战改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吴石仍然肩负参谋重责。经过艰苦作战，1940年10月末，中国军队终于收复南宁，取得了桂南会战的胜利。吴石敏锐判断了日军撤退的动向，及时组织追击，日寇仓皇逃遁出海，使南宁及沿途地方未遭破坏，且缴获了日军大批辎重。南宁作战后，吴石升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
 　　吴石担任第四战区参谋长长达五年。这期间，他为人正直，淡泊名利，埋头苦干，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和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他得力的助手，也博得同僚的赞誉与拥戴。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吴石前后在直系、桂系、蒋系军中供职，他以自己的智识奠定了在军中的口碑。1939年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任职的国军高级军官王大任在《我对吴石早年的印象》一文中，涉及到吴石这一时期的情况时写道：“我在花溪工作四年半，由陈果夫主持人事，包括批答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学员的通讯报告，党政班受训按海内外自由地区划编通讯小组（敌后另行编组），并规定定期集会，由所在地高级党政军首长担任指导员，负责考核与督导。至于学员个人方面，不仅要出席会议，而且每月要与‘侍三处’通讯一次。通讯内容包括工作概况，地方党政动态，社会分析、自我检讨、读书心得与建议事项等。其中优秀之通讯，事关治平大计与政经兴革，而有卓越见识之建议，每周必汇呈委座亲自核阅。其中使我印象最深者为西北陕甘宁边区某集团军少将总参议吴石的通讯。渠有关‘共党阴谋叛乱及其对策’的研究报告，极其精湛，该文洞烛机先，见解深刻，不独文情并茂，亦且有胆有识。我当时经办此稿时惊由前所未曾有。于是签注‘拟汇呈委座’字样，经主任（陈果夫）批示‘可专呈’，于是将原稿一字不改的项目呈阅。嗣经委座亲批‘继续研究’，继又批‘嘉勉’两字。此文我曾录一副本，以为参考。自此在我心目中的吴石是一位忧国志士与锦绣才人，使我对吴君的印象，经久不能去怀。”
 　　在抗日战争时期，吴石重视发动民众协力抗日。他在桂林时，首倡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会，把大批日俘组织起来，为抗日服务。他还利用同乡纽带，创建福建旅桂同乡会做桥梁，吸引了大批南洋华侨和福建青年到广西入学参军就业。他还在自己家里热情接待过闽籍爱国侨领陈嘉庚，和他共议抗日救亡、建设乡梓、培养后人的大事。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国民党一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挑起反共磨擦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在特务密布的12个战区中，第四战区始终保持了国共团结抗日的局面，这和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参谋长吴石、中将副参谋长陈宝仓（1950年6月在“吴石案”中一同被害）等一批爱国高级将领坚持正义立场密切相关。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柳州时，何遂先任桂林行营总顾问；桂林行营撤销后，又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总顾问。何康在广西大学农学院读书时，常常得到吴石的关照。1944年日寇攻陷桂柳前，何康和弟妹还以及几位同学都是由他帮助安排撤离的。何遂长子何世庸是地下党员，利用父亲与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的关系，隐蔽在广西盐务系统工作。桂林失陷前，何世庸接到董必武“向桂东转移”的指示，特地去向吴石咨询，吴石向他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态势，指出桂东三角地带，日军兵力暂难顾及，是相对安全稳定的地区。这个分析帮助了新任桂东盐务办事处处长的世庸利用控制的5万多担存盐（战乱中每担盐市价1两黄金），放手支持桂东自卫抗战保护民主力量。后来事实证明，吴石的判断是准确的。
 　　王大任在文章中写道：“后来胜利还乡，我当选东北区立法委员，于民国37年（1948）4月赴南京开会，偶然在乡长王润生先生府上碰见老友王醒魂。醒魂陪着一健壮的中年人坐在王府客厅，这便是我意念中的忧国之士，现任史政局局长吴石将军。我乍闻吴君之名，立即呈现惊喜之神色，当及询问对方是否为在几年前曾与‘侍三处’通讯提出‘灭共’建设的吴石？对方连称是后，我立即伸出友谊之手，诚恳的表示曾奉命覆函嘉勉，并倾吐个人仰慕之忱！最奇怪的是当大陆撤守政治迁台的初期，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居然私通共党作起出卖自己政府的勾当！有人说是受了投共政客立委何遂的煽惑，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不敢相信！”

帅哥

　　如上所述，吴石是一个抱负远大，智识精湛，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己任的职业军人。内战的爆发以及国民党四十年代后期的倒行逆施是其思想和行为转变的缘由。1947年他自愿结识中共并为其工作。因其时年五十岁以上，且为国民政府奉献半生，他的营垒转换及其情报生涯并未受到如“余则成”那样的丝毫怀疑。
 　　
 　　福州三月 吴石献档
 　　“余则成”在军统系统被监视知终，但吴石却没有受到怀疑
 　　
 　　如上所述，吴石是一个抱负远大，智识精湛，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己任的职业军人。内战的爆发以及国民党四十年代后期的倒行逆施是其思想和行为转变的缘由。1947年他自愿结识中共并为其工作。因其时年五十岁以上，且为国民政府奉献半生，他的营垒转换及其情报生涯并未受到如“余则成”那样的丝毫怀疑。
 　　

 
 　　(图九：吴石在福州居住的温泉路官邸旧址正是今天在温泉支路的福建省温泉宾馆）
 　　1949年4月，吴石在广州短暂停留即赴福州莅职，临行前将一包重要情报留给何遂，何遂让何世庸与何嘉送出。这组情报包括：国民党在江南地区的兵力部署图，国民党在江南地区军队的编制、人数及装备情况以及国民党总兵力统计和总后勤方面的统计资料等，都是铅印的。何世庸借口送其妻回娘家分娩，与何嘉等夹带着这组相当数量的情报安全到达香港。
 　　5月初吴石返回福州，6月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有汤恩伯、朱绍良、李以劻等出席的福州军事会议。蒋介石很想固守福州，以屏蔽台湾。吴石违反蒋的意愿，极力阻止修建福州半永久性城防工事，使大批市民免遭劳役和战俘之苦。他通过谢筱廼送出许多重要情报。
 　　刘琳、陈日增写作《吴石，我党打入敌人内部最高情报官》（载《福建史志》2001）一文采访了谢筱廼。文中说“谢筱廼到榕第二天，吴石借故回老家螺洲探望老母，谢筱廼也依约到了吴家。他向吴石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吴石深为感动。接着他们又商谈了今后传递情报的方式。此后，谢筱廼不断从吴石那里得到各种重要情报，交给丁日初，丁日初的父亲丁超伍是国民党元老，时任福建省参议长，与董必武、王若飞是好友，共产党员丁日初受党指派来榕利用利用父亲身份掩护谢筱廼，电台就安在丁超伍河西路二号宅院的附近。每到半夜，红色电台准时把吴石搞来的情报传送给党中央。有一天吴石把一份情报交给谢筱廼，问他，我送的情报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是否直接收看? 谢筱廼只能笑而不答。几天后，谢筱廼收到一份电报，是毛主席直接询问吴石先生，请他再合适一个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和所在地。谢筱廼把电报交给吴石，吴石才知道自己的清白是直接送给中共中央毛主席和周恩来的。
 　　谢筱廼曾深情地回忆：“吴石将军为人忠厚，亲切热诚而且学识渊博。对我这当年只有二十来岁的年青人十分体贴，每星期我都到温泉路吴家一次，有时还在那儿吃饭。吴夫人也很和气，办完事，吴将军每次都亲自送我到巷口，还一再关照，万一出事要及时设法通知，好营救。在周密安排下，福州没打什么仗就解放了。吴石将军于福州解放前夕飞台湾。我们曾相约在台湾相会，后因我另有任务，未能履约。” 不仅如此，吴石还极富远见地冒险将一批原定直运台湾的绝密军事档案留给了新的人民政权。这批档案原由国防部史政局保存，共500多箱。他将其中核心部分为新中国保留下俩，这个贡献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此前，解放军挥师逼近南京时，国民党国防部尚保存有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而吴石则以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吴石之所以要将这批机要档案转移到福州，原来他得悉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军事机要档案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5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又电促速将档案运台。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仅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列为第一批，派人先运台湾。紧接着的一天，吴石又下达“死命令”，当晚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并向研究院院长黄觉民(黄是吴的挚友、民主人士)作好交代。8月14日，吴石接蒋介石急电令共即日赴台。15日上午，他密召亲信参谋王强到公馆，作了简要而严肃的面示：“我奉命明天即飞台北，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要尽到军人天职，“人在档案在”。下一步怎么办，想必你自己懂得。为万无一失，可征求黄院长和刘通先生(原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意见而行。”次日凌晨吴即携眷飞台。两天后福州解放。王强即在黄、刘两位前辈认可下，将298箱保存无损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了解放军。
 　　

 
 　　（图十：吴石将军与夫人王碧奎幼子吴建成1949年仲秋摄于台北）
 　　
 　　台湾七月  吴石情报
 　　因为《潜伏》续集没有看到，我们不知道“余则成”去了台湾以后的情报贡献，但是吴石去了台湾却为中共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
 　　
 　　从1949年8月16日赴台，到1950年3月被捕6月就义，吴石将军在台湾的潜伏生涯一共只有七个月的时间，这是吴将军生命中最后的七个月，也是最壮怀激烈的七个月。
 　　吴石赴台前，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密使1号”。吴石抵台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1949年10月和11月，解放军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先后失利。这两仗给解放军即将发起的渡海作战敲响了警钟。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华东局领导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谌之赴台。朱谌之的女儿、女婿定居在台北，她可以依托这层社会关系从事秘密工作。朱谌之的任务有两条：一，构筑一条“密使一号”至中央的交通线；二、加强中共台湾省委书记蔡孝乾与华东局的联系。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有一个原则，就是尽量保持单线联系。现在让朱谌之一个人负责两条联络线，知道得太多，很不安全。但中央实在派不出另外的合适人选，只好冒险操作。
 　　1949年11月27日，朱谌之经由香港抵达台湾，在“密使一号”的书房里与他会面。“密使一号”迅速打开保险柜，从里面取出一只铁盒，郑重地交到朱谌之手里。盒子里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台湾海峡、海岸的海流、潮汐、航道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及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海、陆、空部队的番号、代号和各部队的官兵人数、火器配备，国民党军在海南岛等岛屿的设防情况，国民党军密码编程；包括准备在解放军渡海作战时发动战场起义的国民党军将领名单及所率部队番号、驻地；包括大陆残留国军番号、兵力、位置及准备坚持游击战的计划安排，大陆潜伏特务网情报等等。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局。
 　　1949年8月，何遂及女儿何嘉也在台北，他们原本是准备留在台湾工作的。何遂的二子何世平已经在台湾台南、高雄等地盐务机构工作三年多了，母亲与他们一家人同住。张执一这年春天还到台湾检查并安排过他的工作。但此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上海解放后何康任职军管会农林处处长，外电包括港澳媒体的报道中出现了何康的名字。这消息传得很快，何世平的同事已经公开散布：“何家弟兄都是共产党。”这就使何家人失去了在台湾继续工作的基础，组织上急令他们撤出。吴石关心朋友的安危胜于自己，他一再催促何遂赶紧离开虎口。经过商量，何遂的家人于8月末9月初由基隆乘船到广州，然后转往香港。随后，由吴石买好从台北直飞香港的机票，并亲自送何遂到机场，看他走进了飞机。紧接着，吴石也悄然来到香港，经何嘉联系，并陪同他到港岛牛奶公司与余秉熹见面，他们单独作了长谈。事后，何嘉陪吴石渡海过九龙，吴石笑着对何嘉说：“小妹，我该给你买双鞋了，为我的事情，你的鞋都跑坏了。” 10月初，吴石再次来到香港。何嘉再去找余秉熹。余说：“万景光已来香港，这个事情今后由万景光负责。”（万时为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的领导人）第二天，万景光就到九龙塘沙福道李朗如（香港陈李济的老板，解放后曾任广州市副市长）家来看望了何遂，随即由何家兄妹陪同万景光去见吴石。谈完话，告辞出来，万景光又命何嘉回去送送吴石。当天下午，吴石飞回台北，何嘉送他到启德机场，目送他离去。
 　　吴石回台后，曾三次派人送情报到香港，其中两次是由他的亲信聂曦送来，一次是托何家亲戚送来，都由他亲自封好，写明由何遂亲启。
 　　吴石先后经由朱枫、何遂等带给中共的情报为中共及时了解对手的情况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吴韶成在2009年回忆其父亲时曾谈到，吴石向接受情报的人问，毛主席、周恩来看到他送出的情报没有？后来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并十分高兴。亦有文献说到，吴石送出的国民党拟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绝密资料，迅速传递到中共中央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直至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看到这批情报，在关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边上用红蓝铅笔标上不同的记号，并询问情报的来源。当毛泽东得知这批情报是吴石和朱枫送过来的后，嘱咐说“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然后挥笔写下了《赞“密使1号”》的五言绝句：“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帅哥

　　中共派往台湾的最高间谍“密使一号”吴石的暴露，与中共在台湾地下党省委书记蔡孝乾的被捕叛变有直接关系！
 　　说到蔡孝乾就要先说一说“台湾共产党”的历史。
 
 　　关于“台湾共产党”
 　　“余则成”赴台之前在组织上加入了中共，而吴石并未在组织上加入中共，历史上，这种事并不鲜见
 　　
 　　中共派往台湾的最高间谍“密使一号”吴石的暴露，与中共在台湾地下党省委书记蔡孝乾的被捕叛变有直接关系！
 　　说到蔡孝乾就要先说一说“台湾共产党”的历史。
 　　几年前，香港九州图书出版社出版了徐渊涛著《替李登辉卸妆》一书。徐渊涛之父徐庆钟是台湾著名农业教授，曾任“行政院”副院长，也是一手提拔李登辉的恩师。由于家庭与李登辉的特殊关系，作者对李登辉有着深入的了解。
 　　众所周之，前台湾“总统”李登辉年轻时曾经加入共产党，其年表中所谓“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就是所谓的“台湾共产党”，简称“台共”。台共1928年的4月15日成立于中国上海。该党成立时的创党党员，包括了：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林日高、潘钦信、陈来旺、张茂良等人。林木顺是首任主席，翁泽生是党书记。台共创党当天，中共方面也派了代表彭荣出席台共的创立大会。
 　　徐渊涛的著作介绍说：台共本是日共的下属机构，但日本共产党已经于1933年前后，全部被日本政府查禁消灭；日本共产党的新生力量，要到二次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才再度崛起。可是，原本行于日本共产党旗下的台湾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掩护下得以存活，不受日本政府查禁的影响。所以，在“共产国际”的组织架构下，台湾共产党纵然在组织体系上是日本共产党的支脉，而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兄弟党”关系，远比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来得更亲密些。
 　　中共和台共两党之间本属“兄弟党”关系，在二次大战结束后，这种“兄弟党”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台湾重归中国版图，此刻，台共自然纳入中共党组织，成为直接受中共领导的省级党组织。
 　　根据前保密局的密件资料记载，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八月抗战胜利后，派遣原籍台湾彰化的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台湾共产党的组织工作。蔡孝乾于1945年9月从陕西延安出发，长途跋涉了三个多月，于12月抵达江苏淮安，见到中共华东局书记张鼎丞、组织部长曾山，借调来台湾的中共干部张志忠等。1946年2月，蔡孝乾率领张志忠等人，先到上海和当地华东局的中共地下党人员会合，并在当地学习了一个月。1946年4月，张志忠先行搭船抵达台湾基隆，随即到台北展开活动。
 　　原籍台湾嘉义的张志忠，便成为战后台湾登岸的第一批中共党员。
 　　张志忠在台湾发展活动三个月后，蔡孝乾于1946年7月也搭船抵达台湾，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由蔡孝乾担任书记，辖下领导了台湾学生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等组织。
 　　在蔡孝乾领导下，台湾共产党组织很快发展起来。主要的台共干部包括了徐德懋、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领导台南、高雄、屏东地区的工作）、洪幼樵为委员兼宣传部长（领导台中、南投等地区的工作）、张志忠为委员兼武装工作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工作）。
 　　至于李登辉与共产党的过从是这里的另一段插话。
 　　1946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李登辉返回台湾，与老朋友、中共地下党员吴克泰来往甚密。他们在一起讨论时事，探讨社会改良理论。李登辉流露出对共产主义的信奉，还把自己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文版《资本论》拿出来向吴克泰炫耀。吴克泰便萌发了发展他加入中共组织的念头。吴克泰把自己的想法向张志忠汇报后，张志忠表示同意。1946年9月的一天，吴克泰同李登辉认真地谈起了发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李登辉表示愿意加入。根据要求，李登辉写了一份自传。自传上交张志忠没多久，蔡孝乾就批准李登辉入党，并规定吴克泰同李登辉单线联系。此后，他们基本上每星期都在李登辉家里见一次面，谈谈当前形势，交流一下思想，算是过组织生活。李登辉的党费每月都是由吴克泰转交组织，中共的一些纲领性文件和宣传刊物都是由吴克泰转交给他。
 　　1947年1月9日，中共组织的抗议美军的大游行，台湾中学以上的学校基本上全部参加了，吴克泰是这次游行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为了保存力量，台工委要求地下党员不要参加这次活动。但当台大学生游行队伍走到新公园附近的时侯，吴克泰一下就发现了李登辉。李登辉身高一米八几，走在游行队伍里，如鹤立鸡群，特别地显眼。这给吴克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登辉随后还参加了“二、二八”运动。
 　　1947年秋天，蔡孝乾突然找到时任台北市工委委员、学生委员会书记的吴克泰，说李登辉要求退党，让他去了解一下情况，争取把李登辉留住。吴克泰找到李登辉，问他为什么要退党。李登辉回答说党内有人有野心，组织不纯。吴克泰劝不下来，便向蔡孝乾汇报，蔡孝乾也只好同意其退党。退党时，李登辉主动表示会保守党的秘密，同时也要求组织为他的这段历史保守秘密，算是君子协定。
 　　吴克泰1949年3月奉命回大陆联系工作，侥幸躲过大杀戮，后任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离休后定居北京。1997年，吴克泰回台湾探亲扫墓，李登辉闻知后派人联系，欲作一晤。吴克泰感觉“道不同不相与谋”，借故推辞了。2002年3月，吴克泰再次回台湾省亲，李登辉再次邀请，俩人便在李登辉的外双溪私宅小聚。吴克泰奉劝李登辉改弦易辙，为国家和平统一做些有益的事，结果闹得不欢而散。2004年3月1日，吴克泰在北京病逝。离逝前，吴克泰把李登辉入党、退党材料托人转交给了李敖。2004年3月16日，李敖在香港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栏目制作播出了一期“泄露天机 看看李登辉的叛徒嘴脸”节目。
 　　此是后话。在当时，在台湾的中共正在积极组织反美示威的时候，不过一个月以后，“二、二八事件”突然卷起全岛性的民变。此刻的中共省工委却采取静观其变的政策，只有个别的党员如谢雪红和张志忠投身领导群众抗争，这多少反映了省工委对局势的掌握并不精确，应变能力也不足。　　
 　　的确，“二、二八事件”使得国民党政府失去民心，中共在台党员人数激增一倍，但这并不意味着党的战斗力也跟着提高；相反地，1949年10月31日，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由“光明案”与“基隆市工委会支部案”中获得线索，先将陈泽民逮捕，再根据其供词，于1950年1月29日将蔡孝乾逮捕。
 　　中共台湾省委被破获后，重建的台湾省工委再被破获。据谷少文提供的“匪重建台湾省工委陈福星叛乱案”文件，关于陈福星案，相关记录如下：“民国３９年５月，以陈福星为中心之北部台共组织已设法与匪共中央取得联系，接奉匪共中央１９５０年４月指示，乃即召集全省高级匪干商讨建立临时领导机构，至３９年底，全省各地匪党组织已再具规模，赓即发出‘１９５０年工作总结’，检讨过去失败教训，具体指出以后工作方针，再度展开活动。在重整过程中，匪干周慎源与主要负责人陈福星发生歧见，不服陈之领导，陈乃于４０年（1951年）春改组领导机构，开始整风，发出《向偏向斗争》一文，列举台湾知识分子的特点、弱点和所谓台湾知识分子的偏向、包袱，并指出改造道路……运用劳动方式建立基地，在劳动中团结群众、教育群众、争取群众同情，利用山乡行政薄弱的地区，建立据点，加强气节教育，训练必死决心，清除不稳分子；必须走小路、走夜路、反对太平观念，时时提高警觉……匪党重整后的省委组织，经我情报机关配合行动后，至４０年８月止，匪地下主力被迫从桃园、新竹转移至苗栗地区，该地区在地理环境上，存在着复杂的山脉、溪流与绵密的山林，形成于匪有利的山川地带，且该地农村副业发达，需要大量生产劳动力，匪首陈福星及其领导干部曾永贤、萧道应等，均潜窜于这一地区，企图生存和发展。根据上述地形与山区农林社会特有环境，如果要进入苗栗山区进行布置渗透之工作人员，必需具备几个基本条件：一有劳动经验的知识分子，并懂客家话。二与陈福星或曾永贤等有组织上渊源。三在苗栗地区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可以初步立足，作为深入的跳板。根据上列几项需要，如在我方工作同志中找寻符合这类人员，事实上很难找到，因此，惟一办法是向敌人内部去找，经过自新人员刘兴炎、黎明华等建议……”
 　　台湾作者秦风在《台湾地下共产党员的命运》一文中写道：
 　　“以上的文字记录勾勒出１９５０年后在苗栗山区所发生的事。即使事隔这么多年，那一幕又一幕似乎仍历历在前：国民党军警的搜山追捕，片片段段的武装冲突，夜里他们彼此喊话，痛苦与泪水交织一片。不只是苗栗山区，那两、三年全省山区的武装据点都重复着类似的情节。重要的领导人被押至大牢里，许多被送到台北马场町刑场从容就义，另一些则送到绿岛，在孤岛上一蹲就是十几年，耗掉了宝贵的青春，等到回到家时，人事景物全非，顿有换了人间的恍然。此后重新投入社会生活时，过去的事被刻意埋藏在记忆的深处，公开的场合中绝对是禁忌的话题。事实上，它只片面地存在国民党官方绝密的档案文件中，除此以外。没有人敢触及。直到１９８８年蒋经国过世后，台湾政治环境改变，以前的地下工作者们才陆陆续续地公开出来组织互助会，系统化的历史调查研究始出现。博州是年轻一代研究者中最出色者之一，他把白色恐怖的研究赋于文学的内涵，再变成小说、纪录片和电影，让历史记忆进入新一代人的真实生活中，唤起反思意识。马场町的枪决刑场成为最重要的历史现场，地下党员们就义前的情景终于被忠实地记录下来。博州所主持的《５０年代白色恐怖——台北地区案件调查与研究》记录了许多幸存者的回忆，其中就义者郭�箸�的妻子林至洁说：“当时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抓去枪毙，有时１５个，有时１９个这样抓出去；这些人被抓出去时都很镇定，他们不是呼口号就是唱歌，唱的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呼的口号就是‘共产党万岁’或‘毛泽东万岁’‘中国民族万岁’。”
 　　

 
 　　（图十一）图为新成立的台湾共产党党旗中新网2008年7月21日电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一些人士多年争取成立的台湾共产党，20日在台南县新化镇举办成立大会黄老养获七十名创党党员推举为首任党主席。
 　　黄老养表示，他的共产党决定走社会主义路线，主张国家福利与社会互助，解决台湾的社会问题。20日上午台湾共产党成立大会并通过党章草案，党章明定奉行孙中山遗教，期达民主自由均富之大同理想国境等宗旨党旗的红色代表弱势族群，台湾图形代表本土星星代表社会主义。据台媒报道，申请历时14年获准约三十多人出席成立大会，台湾共产党号称党员两千多人，但据了解，只有约七十人缴交入会党费两千四百元新台币党书记长许沧渊说，党员分散各地，多为不满国民党贪污腐败，认同党主席理念的人。王老养小学肄业，因看不惯国民党欺负百姓，于1994年10月16日在台湾台南县新化镇成立共产山庄与另一个台湾共产党，自称台湾共产党主席这个台湾共产党与历史上的台湾共产党，名同而实异；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并无关连。

帅哥

　　关于吴石被捕后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守气节并曾机智地于敌人周旋的线索有若干证据。首先，吴石被捕时曾试图自杀！其次，当时外电报道，吴石临刑前从容吟诗。一个只想着“决心下的太晚，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的高级将领，在赴台前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在被捕时决意自尽；在就义时吟诵着“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尽写了一段人生大义的绝唱！
 
 　　蔡孝乾叛变与吴石被捕
 　　国民党破获中共地下党是从台湾省工委的出版物《光明报》开始的。该报1948年秋开始秘密发行，至翌年8月被破获止，共出了21期。国民党最初在基隆中学发现该报，又发现台大商科毕业后在某公司任职的王明德曾将该报一份寄交他的女友，因此，将王秘密逮捕。王供出他的组织关系，隶属于省工委以下的成功中学支部。于是国民党特务对这一组织的破获，就如散珠有串，先后破获了成功中学支部、台大法学院支部、基隆中学支部、基隆市工委支部等组织。国民党特务在破获基隆市工委支部时，始得知《光明报》原属中共台湾省工委，而省工委的最高负责人为蔡孝乾。1949年11月，省工委委员陈泽民在高雄被捕。国民党保密局破获基隆市工委支部时，得知台北市前大同中学女教员季云与“老郑”（蔡孝乾的化名）有组织上的关系，并发现季的丈夫杨春霖（张志忠的化名）嫌疑重大，在1949年除夕将杨春霖逮捕。杨供出受“老郑”直接指挥，还供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历史。国民党这才发现他们抓了个中共台湾省工委的大头目。
 　　由于张志忠的叛变，导致了台湾党组织其他人被捕。1950年1月19日蔡孝乾落入台湾特务手中。负责审讯的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叶翔之考虑他地位较高，没有用刑，进行劝诱，一周后蔡答应与叶合作。当时蔡处有一张十元新台币，上有两个地下工作者的电话，一个姓计，一个名朱湛之，蔡同意打电话联系，以便诱捕。叶当然十分高兴，但考虑蔡可能会借机逃脱，故对蔡直说：“你的资格这样高，我们自然不会为难你，但希望你能合作，不要逃跑，跑不掉的。逃跑再抓回来，那就不由我们了”。蔡当然一口答应，但随后果然寻机逃脱了。他逃脱后，一些中共的干部得以转移。
 　　蔡逃脱后，国民党在张志忠身上穷追线索，陆续捕获简吉（二二八领导人之一）等地下党要人，并于简吉身上发现了蔡的线索，遂在蔡逃脱三个月后，在嘉义竹崎将蔡重新捕获。这次，国民党用了重刑，蔡招供投敌，使台共的高级干部大部分被国民党肃清，台湾左翼分子和左翼机关纷纷遭逮捕或破获，洪幼樵也在从基隆开往港澳的轮船上被捕。由于蔡的叛变，导致与中共有关的1800余人被捕，此即台湾现代史上的“扑杀红色时代”。
 　　国民党在捕获蔡后，又于出境申请表中，发现蔡的妻妹马雯鹃（化名为刘桂麟）正在申请出境，经查保证书上所注关系人为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长聂曦代领。传询聂后，始明白此事系当时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太太所办。从吴石太太的供述中，又破获中共地下工作者朱湛之。由此在国民党军中任高级军官的吴石、聂曦等地下党员纷纷被捕，这即是轰动一时的“吴石间谍案”。
 　　“共党组织叛乱案编录”，这是前保密局局长谷少文于90年代初向社会公布的，内容记录每一个案子的缘由、经过和检讨，十分详实，成为每一位研究台湾政治史的人必读的资料。
 　　这份文件将“蔡孝乾案”列为档案文号“44901-444048”，其中“对本案之综合检讨”即直指：“……共匪各级组织基础与忠实程度，均不够坚强，一经破获追捕，即全面动摇，终至瓦解。……台共与共匪中央，缺乏直接联系，与匪华东局联系，亦时断时续，迄‘台省工委会’颇获时止，其电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见。……匪党在二、二八事件中，所领导之台中谢雪红部，及嘉义之张志忠部，因无法联络配合，又互存依赖心理，各自为战致遭全部覆没。而军事干部缺乏，部队未经政治教育，工农群众毫无斗争经验，均属失败之主要因素。”
 　　蔡孝乾第一次脱逃后，毛人凤责备负责办案的谷少文。谷少文在回忆说：
 　　“在我，却不把蔡孝乾这件事看得太严重，我甚至相反地认为：跑了倒好。”
 　　“我分析了蔡孝乾脱逃后三项对我们有利的因素。首先，蔡孝乾很早便到大陆，并曾参与长征，在延安生活多年，直到中日战争结束后第二年才回到台湾；因此，他虽生于台湾，但在台湾除了党的关系之外，社会关系并不深厚，这一次脱逃，他一定会选比较可靠的党的关系藏匿。其次，因为不到半年，基隆工委会、高雄工委会相继被瓦解，最后甚至连自己都莫名其妙地被一个年轻小伙子逮住，逃亡时，他的内心必定没有安全感，时时担心被出卖，所以他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就像在沙滩上，每走一步，必将留下足迹。第三，火车、公路局汽车蔡孝乾都不敢搭乘，因此，他的逃亡藏身地点只限于台北附近。至于航空跟海运的管制更加严格，短时间内，他绝不可能潜逃出境。”
 　　据繁体字版的维基百科，有龚德柏著《蒋介石黑狱亲历记》指出，蔡孝乾为“台共四大金刚”最无用最无志之人。“他在南所（监狱）时，即曾大呼与其有染的姨妹马文娟，后来主持人谷正文即将马文娟送进蔡房中以供寻旧欢，在使马投降之后经马操纵，蔡孝乾也就投降。”
 　　1950年6月1日，蔡孝乾在国民党的安排下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并在“中央电台”做出广播，对仍在台湾活动的地下党人造成严重的打击。他说：“我是蔡孝干，也就是蔡干，在中共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共极少数的台湾高级干部之一。今日中共许多党的老干部，不是我熟悉的朋友，就是我当年共患难生死的同伴...我曾经是苏区时代的中央执行委员，参加过两万五千公里长征，也曾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长。后来调任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的敌工部长，抗日战争结束后，我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党在台湾的实际负责人。……四年以来，我们在台湾，工作不能说不努力，对党也没有叛离，中共中央对我们的支持也是热切而有利的。虽然台湾的工作环境十恶劣。
 　　同时，蔡孝干又以台湾人的身份向本省人做另一广播：“最后，我要向台湾同胞，尤其是向尚未自首的中共党员们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峻的集团，对党员的控制，是一贯使用严格的纪律，我在中共党内二十五年，期间不知受了多少痛苦和折磨，也不知受了多少压迫和欺凌，但是我是没有任何办法反抗的……”
 　　还在陈泽民被捕后，蔡孝乾意识到形势严峻。他从大陆来的交通员朱谌之的神秘行踪中隐约感觉到另有一个秘密情报系统的存在，就找朱谌之商议，说部分同志身份暴露，需尽快撤回大陆，但国民党对出岛控制极严，没有国民党高官的帮助，很难成行，问朱谌之有没有什么办法。面对紧急情况，朱谌之向蔡孝乾汇报，透露了“密使一号”的真实身份——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本来，秘密情报网是周恩来安设在国民党内的一颗重磅炸弹，非经周恩来本人，任何人不得动用。现在，蔡孝乾擅自越权，启用这支力量来撤离干部。
 　　还在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前，毛人凤又找谷少文谈话。毛说，蔡孝乾落网时，公事包里的记事本上有许多名单，其中有一名“吴次长”。根据他的研判，此人便是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吴石出身保定军官学校，与陈诚算是前后期同学，另外，他与参谋总长周至柔的关系也不错。当日午夜，谷少文即抵台北新生南路对吴石宅进行搜查。
 　　读历史，细节不可不察：今天的大多数文献中都说蔡孝乾被捕叛变后供出了吴石，致使吴石被捕。但在时间上，蔡第一次被捕是在1月29号，旋即脱逃，而后在4月再次被捕。而吴石被批捕是在3月1日，即在蔡孝乾叛变之前。因此，如果谷少文的记述成立的话，可以说蔡孝乾的第一次被捕使得吴石被暴露，因而被捕。但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吴石是被蔡“供出”的。
 　　要说中共历史上的大叛徒，蔡孝乾应当算作重要的一个了。蔡后任国民党中央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及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少将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他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1970年被译成多国文字， 1968年以来他以江西苏区回忆及红军长征回忆为主题写了24篇文章，并著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等。1982年死于台北，终年74岁。
 
 　　撇清谷少文泼的污水
 　　

 　　（图13 吴石被捕时的住所在台北新生南路的地图位置（红圈内）双红圈内为吴石牺牲的地点马场町）
 　　
 　　关于吴石被捕过程的详情，谷少文的回忆中说的很详细。不过其中一些鼓弄玄虚的文字，有意无意地在往吴石将军身上泼洒污水。我想通过史料的比对，必须为吴烈士作出澄清。
 　　谷少文回忆在不无得意地叙述了搜查无石将军住所并逮捕后说：
 　　“我记得在讯问室里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高级将领，我认为你会被枪毙。’
 　　‘我知道。’吴石垮著脸说，他的目光一直注视著乒乓球桌一处脱漆的角落。
 　　‘那么，接下来就是看你自己怎么善后了。’我告诉他，能否减轻刑责，逃过一死，必须靠他自己。
 　　‘靠我？我能有什么办法？’他说这话时，精神已完全崩溃。
 　　‘这件事总裁还不知道，不如你写一分自白书。或许能以自首的方式减轻处分。’
 　　吴石抬起原已伏在桌上的头，慨叹一声说：‘唉！算了，就这样吧！’于是，他写了一分自白书，为了让上面看出‘自首’的诚意，他主动供出了许多线索。从字里行间我很明显看出他在求生的压力下所表现出来的真诚，那种态度，使人忍不住也想帮一点忙。因此，我建议他在自白书的最后最好这样署名：犯员吴石写于新生南路自寓。
 　　依照他的自白书，我们在一日之内又抓来了十多个人。其中，他曾提到他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国军的作战情报，然后将它交给他的领导人（即蔡孝乾），而他的作战情报，大都由科长黄德美那里取得，因此，黄德美这三个字特别引起我的兴趣。”
 　　谷少文此说显然意在表示吴石被捕后也曾动摇失节。
 　　后来呢？——谷少文的文章中又说：
 　　“吴石写完自白书的第三天中午，用过餐后，我到讯问室走了一趟（后来抓来的人，都交由庄西和张西林问取笔录），我看到十来个人面向墙壁，或坐、或蹲、或立等待侦讯。其中，有一名穿著整齐军服，别著上校领章的中年男子，双手贴著墙面站在那里哀叹。
 　　‘你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因为吴石的案子来的？’我拍拍他的肩膀问。
 　　‘我叫黄德美，就是因为吴次长（他仍习惯这样称呼）的关系被抓的。’
 　　‘你就是黄德美？来，到我的办公室。’我将他领到办公室，问他，为什么要把资料交给吴石？
 　　黄德美听我这一问，突然歇斯底里起来，他说：‘我早知道会有今天，我就知道，所以，我也留了一手。噢，对了，你问我为什么要把资料交给他是不是？那有什么办法，他是上司，他下条子给我……’说著，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条：‘哪，就是为了这条子，还好我把它留在身边。’”
 　　谷少文说：“那确实是吴石的字迹。”——原来如此！这里倒真像是一个“余则成”式的故事。
 　　关于吴石被捕后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守气节并曾机智地于敌人周旋的线索有若干证据。
 　　首先，吴石被捕时曾试图自杀！
 　　谷少文说到，在搜查吴石寓所时：“吴石考虑了很久，一直没有答覆，吸完一根烟，他索性在客厅里踱起步来。他技巧地将步子滑向客厅左边角落一张小桌子旁边，藉著背影的掩饰，悄悄地从桌上拿起一件小东西。然后，他说：‘我先上个厕所。’由于他取物的小动作稍嫌笨拙，引起我的组员李汉一怀疑。因此，李汉一便尾随他前往厕所，并趁著吴石即将吞服安眠药自杀之际，将他制伏。经由这一段小小的插曲，我原奉忐忑不安的心情终於底定下来。‘吴石确实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心里窃自欢喜。”
 　　第二，吴石将军牺牲后，当时的香港《星岛日报》头版消息的标题是：“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同被处死”，加框副题是：“吴石临刑前从容吟诗”。1981年，经安排终于赴美国探望母亲的吴石子女带回了父亲在狱中秘密书写于画册背面的绝笔书。这是吴石留下的最后的笔墨。他概述了生平抱负，表达了对妻子的歉意和深深的眷恋，亦表示不忘故人对自己的恩惠。想到自己的两儿两女，他写道：“余素不事资产，生活亦俭朴，手边有钱，均以购书与援助戚友……所望儿辈体会余一生清廉，应知自立，为善人，谨守吾家清廉节俭家风，则吾意足矣。”末尾，留下一首绝笔诗。这就是吴石就义时从容吟诵的那首诗：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关于吴石思想气节的“外证”还有——1949年6月，吴仲禧在福州见到去台之前的吴石。吴仲禧建议他，如果不去台湾，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吴石则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何康回忆：“1949年4月下旬，吴石和我父亲、妹妹何嘉（中共上海局地下党员，时为复旦大学社会系二年级学生），同机从上海飞往广州。临行前夜，我与爱人缪希霞（中共上海局地下党员，瑞明企业公司财务主任）等在霞飞路“卡弗卡斯”咖啡馆为吴石饯别。那个店有一个不大的舞池，留声机不停地播放‘何日君再来’之类的歌舞曲。吴石告诉我们，他接到了催他赴榕莅职的电报，他到广州短暂停留（国民党政府已迁至广州）后，即赶赴福州。当时解放大军已首先从安徽胜利渡江，我们会心地交换了对局势的看法。他知道我将留待上海解放，今后我们很难再直接联系，不胜依惜。吴石是豪爽侠义之人，平时讷于言，当晚却心情激越。他兴奋地跳舞，还用福州乡音吟唱出那首古老的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
 　　一个只想着“决心下的太晚，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的高级将领，在赴台前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在被捕时决意自尽；在就义时吟诵着“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尽写了一段人生大义的绝唱！

帅哥

　　1950年3月1日，时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的吴石被台湾特务机关逮捕，罪名是“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受该案牵连的人有：吴石的妻子王壁奎、联络人朱湛之，老部下聂曦，前“联勤总管”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某公署主管人事的中校参谋方克华，某处主管补给的参谋江爱训，吴石的副官王正均等人。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湛之四人在台北马场町就义。　
 　　
 　　英雄就义       
 　　1950年3月1日，时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的吴石被台湾特务机关逮捕，罪名是“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受该案牵连的人有：吴石的妻子王壁奎、联络人朱湛之，老部下聂曦，前“联勤总管”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某公署主管人事的中校参谋方克华，某处主管补给的参谋江爱训，吴石的副官王正均等人。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湛之四人在台北马场町就义。
 　　

图14：中共地下党员——原国民党联勤第四兵站总监聂曦（上校），被绑赴刑场。
 　　

图15：中共地下党员——原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临刑前给家人签写遗书。
 　　

图16：中共地下党员——原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被判死刑后写下遗书。
 　　

图17：1950年7月11日，中共地下党员刘晋钰、严惠先遭枪杀前应个人请求豪饮烈酒。
 　　

图18：1950年6月10日，宁死不屈的巾帼英烈中共台湾地下党干部朱谌之被押至马场町刑场时的情景。
 　　
 　　1950年2月4日，朱谌之在吴石的协助下搭乘空军飞机飞往当时仍为国民党控制的浙江定海，并正欲搭船前往解放军掌握的上海。由于吴石被捕后搜查出协助朱谌之离开的文件，遂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将朱押来台湾。
 　　国民党保密局在“吴石案”档案的“综合检讨”中，对华东局派遣与吴石联络的朱谌之颇多解析，反映出国民党眼中所见的朱谌之。检讨说： “（二）共匪运用女匪干朱谌之，与我台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昌诚（王经查明无罪恢复公职）之至亲关系办理入境证，及寄居王家，以掩护身份进行工作，此种大胆深入之方式，颇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三）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之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四）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与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五）朱匪因与匪台湾省工会书记蔡孝干及女匪干及严秀峰联络，暴露身份，致遭失败，影响匪帮之‘策反’即搜集情报工作甚大，而致此之由，实缘发生‘横的联系’，所构成之严重错误。”
 　　

图19：被押赴刑场的陈宝仓将军
 　　
 　　同案牺牲的陈宝仓将军（1900—1950）与吴石并非同一谍报系统。1948 年春，陈在香港加入地下民革，并得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饶彰风，方方等接触，陈表示可赴台湾为实现祖国统一做工作的愿望和决心。1949年受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的派遗赴台湾工作。1950年6月,因“吴石案”身份暴露，与吴石、聂曦、朱湛之四人一起从容就义。
 　　陈宝仓将军的骨灰从台湾通过教会人士运往香港又运至北京，1952年毛泽东主席签署颁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授予陈宝仓革命烈士称号。1953年举行隆重公祭，国家副主席李济深主祭，宣读长篇祭文。陈宝仓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马场町！马场町！
 
 　　

图20 台北市青年公园11号水门马场町卫星地图 
 　　

图21  博友薛斐5月9日摄于马场町
 　　
 　　1950年6月开始，一批批被捕不屈的地下党人和左派青年被押至马场町处决，亲属被吓得不敢出面领尸，无亲属者则一并处理，草草埋在台北近郊的六张犁公墓的小角落，仅立着一块块刻上名字的小墓碑。由于无人闻问，40余年间已是荒烟蔓草，直到1993年在偶然的情况下才重见天日，由昔日幸存的同志和友人组成受难者协会，协助整理墓地，并定期举行祭祀活动。
 　　马场町是50年代白色恐怖执行枪决的主要地点，位于台北市青年公园11号水门一带新店溪畔，根据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前会长吴澍培解释，每当行刑结束后，马场中间会留下血迹，必须用土覆盖，一层层堆叠，竟成一个大土丘，由於无法获得官方确切资料，但据估计约有4、5 千人在马场町被枪决，现场没有被枪决的名单，无从确知有多少人在此遭枪杀。
 　　1980年从辅仁大学西班牙语专业毕业的徐宗懋1983年进入《中国时报》，2000年离开新闻界，创立了台湾文史工作室，开始投入他热爱的历史研究工作。1999年的一个夜晚，徐宗懋在为编辑《二十世纪台湾》画册搜寻历史照片时，在一家报社的相片柜最底部翻出一个沾满灰尘的袋子，上面写有“奸伪”二字。打开以后，赫然看见的是一批血淋淋的枪决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时间是1950年。这些照片是“国防部”发往特定新闻单位，以便刊在报纸上作为警示之用，不过由于画面过于血腥，绝大部分均未公布过。后来，徐宗懋向该报购买了这批资料。
 　　2000年，龙应台就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不久见到这些照片。颇想有番建树的她，决定以文化局名义在“二二八纪念馆”地下展厅举行特展。时任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同意了这项特展计划，并脸色凝重地出现在这个名为 “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展厅里。由于选题特殊以及新史料的出土，一时观展者云集，媒体亦作广泛报道。“愿今天台湾的人民记取教训，放下仇恨一页”，有人反思“这是中国人的不幸，为政者不可不慎，勿以众生为刍狗”。2002年8月，台北市政府终于设立了马场町纪念公园。
 　　今年1月6日中新网记者柴燕菲 通讯员曾毓琳 横影报道说，记者从台湾中亚影视公司了解到，著名导演姜伟执导的电视连续剧《潜伏 2》，近日在台北中亚影视基地开拍。孙红雷、朱杰、白林、冯恩鹤等演员已陆续抵达台北，进入剧组拍摄。